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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激进派，也称为正统的民族主义派。它的主要领袖和思想家是马哈拉斯特拉的巴尔·甘加达尔·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1856～1920），孟加拉的贝平·钱陀罗·帕尔（Bepin Chandra Pal，1858～1932）和奥罗宾多·高士（Aurobindo Ghose，1872～1950），旁遮普的拉拉·拉吉帕特·雷易（Lala Lajpat Rai，1865～1928）。在这一章里，我们重点阐述提拉克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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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和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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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拉克是“印度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奠基人”，1856年7月23日出生于马哈拉斯特拉的罗特纳吉里（Ratnagiri）的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属婆罗门种姓。父亲是一位教师、学监。他出生的年代正是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前夕，出生地马哈拉斯特拉又是富有反抗传统的马特拉人居住的地方。时代的激荡和民族反抗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种子。1880年，他在浦那德干学院法科毕业后就开始了他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他和一些同事在浦那创办了一所独立的中学——新英语学校，同时用民族语言出版了《狮报》（Kesari），用英语出版了《马拉特报》（Mahratta）。他的报纸由于宣传了爱国主义的思想，在西部印度群众中，特别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着重要的影响，《狮报》发行量达30000份。1885年，印度国大党成立后，提拉克积极参与了该党的活动，另外，他还参加了德干教育社的教育和社会改革活动。1894年，他为了发动群众，反对英帝国殖民主义的侵略，组织了对于印度教神祇之一——象头神迦涅沙（欢喜天，）的祭典，翌年又发起了修建马拉特民族英雄湿婆吉（Shivaji）的陵墓，并且开始了一年一度的群众纪念大会。1896年，提拉克被选入孟买立法委员会。1897年，因反英宣传和活动，殖民当局借口提拉克与英国官员兰特被暗杀一案有关，把他拘捕起来，被判处徒刑一年零六个月，他在狱中完成了他的吠陀研究著作——《吠陀中的北极发祥地》（The Arctic Home in Vedas，1903）。这部著作提出了雅利安人种的起源理论，曾获得国内外的好评。1905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进入第一次高涨后，提拉克积极参与并领导了群众的反英活动，他在印度国大党内筹组了新派，并且提出了争取印度“完全自治”的目标和斗争策略。1908年7月，殖民当局以反政府宣传和阴谋暴动的罪名又将提拉克逮捕并交孟买高级法院审判，判处苦役六年，并被移送至缅甸瓦城监狱执行。这次被捕曾引起全国各地的抗议活动，孟买有10万工人举行了连续6天的罢工。列宁对这一事件评论道：“英国豺狼对印度民主主义者提拉克的卑鄙的判决（他被判处长期流放，而最近几天向英国下院提出的质询却表明，印籍陪审员认为提拉克是无罪的，而英籍陪审员则判定他有罪！），钱包的奴才向民主主义者进行的这种报复，在孟买引起了游行示威和罢工。印度的无产阶级也已经成长起来，能进行自觉的群众性的政治斗争了——既然情况是这样，那么，英国和俄国的秩序在印度的美妙时光就已经过去了！”(1)提拉克在狱中一方面继续关心和支持印度的民族运动，另一方面又继续进行他的梵文研究工作，他计划写出10部著作，但只完成了《薄伽梵歌秘奥导引》（Bhagavagitā Rahasya or Karma-Yoga，1910）一书。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刑满被释。他出狱后，访问了英国，继续参加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由于他的斡旋，促成了国大党内部的团结以及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联合。他在1916年发起了“印度地方自治同盟”，又在1920年筹组了“国民大会民主党”（Congress Democratic Party），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内由于殖民当局对他种种的限制，使他的政治态度有了一些变化，他纠正了过去的某些宗教偏见，开始注意了社会改革活动，但幻想在战争中为英国效劳，用合法斗争的方式取得印度的自治，1920年8月1日因病逝世。提拉克的梵文研究除了上面提到的两部著作外，还有《猎户星座或古代吠陀的研究》（Orion or Researches into the Antiquity of the Vedas，1893）和《数论颂的佚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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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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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拉克的宗教、哲学思想是和他的社会思想密切不可分的，他把三者结合在一个体系之内。他在印度教的经典中选择了《薄伽梵歌》（《世尊歌》）作为他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宣称《薄伽梵歌》不单是印度“吠陀宗教树上所结的最甜蜜而不朽的果实”，而且也蕴涵了“东西方一切形而上学和伦理的原则”（佛陀、孔子、苏格拉底、康德、边沁、穆勒、叔本华、尼采）。他解释道：印度的哲学智慧集中在印度的奥义书中，“但是因为这种智慧对于行动的解脱说得不明白，一般人……不能满足于论典中的奥义书和数论哲学的结合，因此赞歌（《薄伽梵歌》——引译者）的宗教把奥义书中关于梵的智慧（这智慧只有理智可认识）和可见、可爱的崇拜对象‘神秘之王’相结合，这样，即和仪式宗教的古代传统相调和”。他还宣称：“依照你们在人生中相应的地位，无私地为了普遍的善益，用‘梵我如一’的灼见，毕生热忱地尽你们在世界上不同的义务。这样，你们就永久崇拜了神或最高我（Paramātman）。这神永恒充溢在一切所造物的形体之中，充塞在宇宙之间。在亲证神或最高我中你们就有现世和来世的幸福。因此，行动、智慧和虔信之间的互相冲突就取消了。”(2)我们知道，在印度教中对于修持的原则和途径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教，而且形成了名目繁多的派别。有的强调智慧的解脱（慧），有的重视行为的修炼（戒），有的鼓吹对神的虔信（爱），有的注意精神的集中（定）等。提拉克通过对《薄伽梵歌》的解释，强调行为瑜伽（karma-yoga），把印度传统的唯心主义哲学、宗教思想和社会行动准则结合起来。他这样做的目的，明显的是要为印度资产阶级正在进行的社会斗争提供精神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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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拉克在哲学上追随着印度吠檀多唯心主义一元论的路线。宣称：哲学的最高实在是梵、神、逻葛斯（理则、Logos）或普遍意志（Universal Will）。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人都是这个逻葛斯或普遍意志的创造物和表现。“在逻葛斯、人和世界的基础中有着一种本源的统一性。这世界之所以存在和发展是由逻葛斯所决定的，把这世界拧在一块儿的乃是它的意志，人力图和神交合，当这种交合达到的时候，个人的意志就沉没入普遍意志之中。”(3)这无疑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表述。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提拉克在论述如何亲证梵、普遍意志或逻葛斯的时候，却和商羯罗的“不二论”发生了分歧。在商羯罗看来，严格的宗教和真正哲学的认识是和感性的、现世的生活不相容的。如果一个人要获得真正的解脱，他必须除去一切尘世的欲望，离开当前的世界和社会生活才可以达到。而提拉克认为：“如果人寻求与神交合，他必须也寻求与围绕他的世界交合，并为世界工作；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和神的交合是不完善的，因为在三个因素中只有两个因素（人和神）的交合，而把第三个因素——世界——遗忘了。……为世界服务，同样也就是为神的意志服务乃是最可靠的解脱之道，这种解脱只能留在世界而不能抛弃世界才可达到。”(4)他还进一步认为，人留在世界上的工作或“行动必须使世界循着进化的正确道路前进”(5)，“行动……的目的是为了路迦僧竭罗呵（旧译摄世间，）或者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在普世和谐中的人类联合”(6)。提拉克也用这个原则去解释印度的历史。他认为印度过去之所以繁荣，是“由于成千成万精力充沛、高尚而活动的人们忙于为一切所造物（世界）谋福利，这些人把他们的造福当作他们的义务，体会了永恒的宗教”，而今日之所以衰落是“由于人们疏忽了他们的行动，疏忽了追随永恒的宗教”(7)。提拉克这种哲学论证虽然是以吠檀多主义为基础的，但也可以看出西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影响，他所用的语言，例如“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普遍意志”等都是英国功利主义者边沁（1800～1884）和穆勒（1806～1873）等人的口头禅。提拉克的宗教哲学是直接为印度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行为作辩护的。他诉诸宗教的目的是要把印度的反帝斗争和民族传统相联系起来，激发印度人民的爱国自豪感。这诚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人没有对自己宗教的自豪感，怎么能有民族自豪感呢？”(8)提拉克号召印度教徒和印度人民从中世纪的昏睡、停滞和与世隔绝的状态中觉醒过来，积极参加世俗生活和社会斗争，这在当时思想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他利用这种宗教形式的唯心主义说教，在客观上妨碍了人民群众政治意识的健康发展，模糊了印度民族解放的斗争目标，妨碍了与印度穆斯林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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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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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拉克的社会政治理论是建立在宗教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他首先认为印度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统一是依靠“有机的结合力量”的信仰维护的，因此“政治是不能离开宗教的”，任何政治行动最终都是为了实现民族的“达摩罗阇”（“法治”，dharmarājya），亦即宗教规范或法则的统治。所谓爱国主义、民族自治等都是宗教的达摩和宗教的神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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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拉克的政治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获得印度的独立自主问题。他认为印度之所以贫穷和落后主要是由于外国统治的结果，只有摆脱了外国的镣铐，取得了“完全的自治”（Pūrna Svatantratā），才能开始过着新的民族生活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他写道：“在马拉特有这样的话：‘马为什么变成不驯呢？槟榔叶子为什么腐烂呢？面包为什么烧焦呢？’只能有一个回答：‘因为缺少转动。叶子应该转动，面包应该翻动。假使马被转动了，它就不会变成不驯。’这儿就是我们一切麻烦根本原因之所在——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权力，因为我们没有自治。”(9)提拉克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第一次高涨中提出了他的自治观，在以后的年代里又作了很多解释。他认为自治是印度人民的“天赋权利”、“达摩”和“未来繁荣的基础”，印度“所有的问题无不依赖于自治”(10)，它的“主要之点乃是要在我们的手里握有全部的控制权，我要有我屋子的钥匙，而不仅仅是要把一个陌生人撵出去。自治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求完全控制我们的管理机器”(11)。他又说：“人民的统治代替那种（英国——引译者）官僚机构的统治就是自治。”(12)从这些解释中可以看出：提拉克所要求的是全面地和彻底地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实现印度的完全独立。提拉克对自治的解释和温和派所号召的“在帝国范围内的殖民地的自治”（“自治领”）是全然不同的东西。提拉克这个斗争的目标在印度前期民族解放运动中曾经起过重要的、鼓舞人民前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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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拉克认为自治是印度人民总的斗争目标。这个目标应包括三个方面：斯瓦德希（自产，Svadesh）、经济抵制（Boycott）和民族教育。他写道：“如果我们不能得到自治，就将没有工业的进步；如果我们不能得到自治，就不能有任何对于民族有益的初等或较高等的教育；如果我们不能得到自治，就既不能发展妇女的教育也不能获得工业的改革或者社会的改革，这些都是自治的方面。”(13)提拉克的斯瓦德希不仅包括提倡民族的产业，而且也包括提倡民族思想的含义。斯瓦德希的“目的……是促使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国产东西扩大，是使可见的外国东西逐渐消失，而且也使外国思想逐渐消失”(14)。抵制英货，在提拉克看来，不单是一个经济斗争的策略，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武器。他写道：“我们在抵制英货之中有着更坚强的武器，政治的武器……这整个统治是借我们的帮助而进行的，他们要使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之间的合作力量，用这种力量我们可以要求和管理现在在我们手里的东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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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拉克进一步认为，印度人民争取自治的结果应是建立一个“印度的联邦共和国”(16)。在这个共和国中，印度各族人民应该有充分的自治权利，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保护工商业，实行关税自主，发展民族语言和教育等。这无疑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提拉克在当时提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大大激发了印度人民的爱国意识，鼓励着印度人民前进，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是在他的方案中可以看出他只注意到了反帝的民族革命任务，而忽略了反封建的社会革命内容。例如对当时最突出的工人问题、土地问题以及与之相应的农民问题注意得很不够，像印度农民占绝大多数这样的国家里，农民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如果不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资产阶级的革命就根本不能取得胜利。1918年，提拉克从英国回国后，开始对社会主义思想和组织工人运动问题感兴趣，他主张把属于英国人的铁路和其他企业收归国有。提拉克的这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殖民主义严酷的统治下当然是不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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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拉克对温和派的政治空谈和政治行乞进行了揭露和批评。他写道：“没有一个人依靠求乞能得到某些东西……除非我们表示出……我们有反抗当局的力量，他们才会听取我们的诉苦。我们用雄辩的力量暂时能够打动一个听众，但是如果我们要听众做某些事情，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用某些比雄辩更有力的手段。”(17)“当鼻子没有捏着的时候，口是不会张开的。”提拉克公开抛弃了温和派的“请愿、抗议和谄媚”，并且采取了他认为与他们“完全不同”的斗争方式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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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拉克所主张的斗争方式和策略，在目前学者们中间有着种种不同的看法，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争论，主要是由于提拉克在印度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对他的斗争方式有过不同的解释。另外，他的公开言论和他的秘密活动有着明显的矛盾。提拉克在他的长期斗争中常常用“消极抵抗”的公开方式去反对帝国主义。例如他在1909年1月著名的演说中曾谈到了这种斗争方式和内容：“如果你们有意自由，你们就能够自由；如果你们无意于自由，你们就要堕落而且永远堕落。所以你们之中有些人无须欢喜武装；但是如果你们没有积极抵抗的力量，你们没有自我克制和自我禁戒的力量，那不就等于帮助外国政府来统治你们吗？因此需要抵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抵制是一种政治武器的含义。我们不要帮助他们收税和维持和平。我们不要帮助他们用印度的血和钱在印度边界或国外打仗。我们不要帮助他们执行司法行政。我们要有我们的法庭，当时机来到的时候，我们不要纳税。你们能用联合的努力这样做吗？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从明天起就能自由。”(18)但是他一再强调这种策略是在英国政府军事力量强大和印度不能进行战争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的最好的一种代替战争的方式。(19)另外，他在主张消极抵抗的同时也从未排斥采用暴力斗争的手段。提拉克的亲密战友、《狮报》的编辑巴特（V．M．Bhat）在他的报告中曾写道：“提拉克认为武装活动在他的争取独立的计划中也有着地位。提拉克相信公开和秘密的工作方法。他相信从请愿、祈求到武装反抗等所有政治活动以积累力量。”(20)提拉克公开号召说：“如果窃贼进入我们的房屋（指英国统治者——原注），我们的腕中没有足够的力量把他们驱走，那么，我们必须毫无踌躇地把他们关在屋内，并且把他们活活烧死。”(21)他确信印度的统治阶级（英国殖民当局）如果不通过强力斗争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印度民族斗争的最后胜利是要依靠暴力的。“没有一个帝国由于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自由作些让步而灭亡了，历史从未记载这样的事实，很多帝国的丧失是由于奢侈，由于过分的官僚化或傲慢自信，或者由于其他理由，但从来没有一个帝国由于统治者允让权力与被统治者而告终的。”(22)提拉克的这个分析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我们知道，在分成敌对的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依靠“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统治被统治阶级的，例如资本原始积累、殖民制度等就是以残酷的暴力为基础的。被统治阶级要推翻统治阶级“有组织的社会暴力”只有依靠有组织的革命暴力。世界历史和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经验都提供了这样的证据，任何统治阶级不经过暴力的斗争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提拉克虽然看到了这个规律，但是在他的行动中没有把这个规律贯彻到最后。提拉克所提出的斗争策略和方式对于同时代和以后的各种民族主义者都有过各种不同的影响。有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者发展了他的暴力斗争方式，而且引向了脱离群众的、极端的个人恐怖行动(23)，虽然提拉克本人是反对恐怖活动的；有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则发展了他的消极抵抗方式，并且引向了非暴力的不合作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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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改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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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拉克一再认为，印度的社会改革只有在获得政治独立以后才能着手进行。他说：“我们必须把处理我们自己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你没有这种权力，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改革能行得通。这种权力是所有改革的根基。”(24)奥罗宾多在阐述提拉克的这种社会改革观点时写道：“首先让我们有自由和组织控制的民族生活，然后我们才懂得如何把它应用于社会事务，在那个时候，让我们没有争吵或没有斗争地继续前进。”(25)为此，提拉克一直把他自己置身于当时社会改革潮流的敌对阵营之中。例如1891年，当印度立法会议打算通过“法定婚龄法案”，提高印度妇女结婚年龄时，提拉克通过自己的报刊发动了强烈的抗议活动。又如1895年与国大党辅行的全印国民社会会议讨论印度的教育和经济改革时，提拉克曾发动群众进行强烈抵制，并在报刊上著文抨击。提拉克这样做的目的虽然是因为担心印度社会和宗教改革会妨碍和影响印度人民反英的情绪（其实他自己是反对童婚、撒提和不可接触制度的，并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种观点，他让自己的女儿满16岁以后才结婚等），但是他的这种认识和行动是极端和片面的。我们知道，印度民族解放的基本问题不只是民族的，而且也是社会的，印度人民对于殖民主义的斗争实际上也是对于印度内部的特权与剥削制度的斗争，民族革命的任务是和社会革命的任务不能截然分开的。提拉克的这种观点在他的后期活动中有了一些修正，例如在他临死前几个月提出的“国民大会民主党宣言”中曾注意到了废除种姓，消灭社会恶习，改善工农生活，加强民族和宗教之间的团结，提高妇女权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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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拉克为了要把印度民族运动建筑在印度教传统的基础上，臆造了一套印度历史的神话，他把雅利安的文明推远了几个世纪，把英国统治以前的时代描写成为一个极为统一的黄金时代。他写道：“我们在宗教和知识中留有一个传统，我们在宗教和知识中的传统不等于，甚至超越于其他所拥有的传统，如果我们丢弃这个传统，那么我们将失掉使我们和人民在一起的任何联系。”(26)提拉克要维护印度的传统是正确的，但在他所理解的传统中，包括着不少封建宗法思想的遗骸，诸如种姓分立、封建特权、宗教迷信等。他发起了对象头神祭典，组织了牝牛保护协会，主张在学校中传授宗教，甚至要求妇女恢复封建的三从四德(27)。提拉克所赞同的这些国粹，实际上都是封建的糟粕，正是印度民主革命需要打倒的东西。我们知道，印度和中国一样，在其悠久的历史过程中，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于批判和继承这些文化遗产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根据中国的革命经验曾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28)这同样是适用于印度的。提拉克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说明他在社会改革方面是一个抱残守缺的保守者。他想打破外国的精神镣铐，但又用本国封建思想的镣铐去压制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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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拉克的复古主义是在反对“英国文化”（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文明）中提出的。他对资产阶级文明的批判有时也涉及了它的腐朽和反动的方面，这对当时印度出现的一些崇洋媚外主义者有着警觉的作用。但就印度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在民主主义革命的范围内，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和泛滥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新生的、进步的、科学的无产阶级文化才能反抗它、战胜它，从而改造它、超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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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拉克热爱祖国，也热爱劳动人民，他和辨喜一样认为，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中坚”和历史的“缔造者”，并将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早在1890年，他就在《狮报》中写道：一个国家“大多数群众是由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人构成的。只有使他们都感到幸福和满足，他们的国家才称得上是繁荣和进步的”(29)。1896年，他又写道：“这个国家的解放只有通过清除笼罩在农民身上的冬眠和冷漠的阴云才能实现。农民是印度的中坚。为此我们必须使自己和农民完全一致——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和我们是不可分的。”(30)另外，他也认为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将在实现斯瓦拉吉运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31)。提拉克的这些言论是和他毕生的行动相一致的。他一直想把印度国大党改组为千百万人的组织，成为领导群众进行斗争的工具。1896～1897年，马哈拉斯特拉发生了可怕的饥馑。提拉克首先和他的同志们分赴灾区，发动受灾的人民纷起抗税，帮助摆脱自然和人为的苦难。他在这个时期的《狮报》上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民中去“了解他们，组织他们，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并说“认为我们自己念了几本书就和人民不同，这是愚蠢的，我们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必须生活在他们中间”(32)。1905～1908年印度民族斗争第一次高涨时期，提拉克一直在工农群众中间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正是提拉克等人的努力，使这个斗争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群众运动，从而使国大党人的斗争从国会议坛走向了街头和农村，获得了人民的支持，沿着这个正确方向前进。(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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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提拉克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奠基人，是为争取印度民族独立奋不顾身的战士。他是最先举起印度独立旗帜的人，他的哲学和社会思想虽然是唯心主义的，并且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地起着巨大的革命作用。这正如尼赫鲁所说：“提拉克陶冶了我国两代人的思想，因而影响了千百万印度人。”(34)提拉克的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和英勇事迹永远是印度人民珍贵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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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载《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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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拉克：《薄伽梵歌秘奥导引》跋，第2册，第713页。苏克坦伽（B．S．Sukthanka）英译，浦那初版，1935年；参见巴里（Wm．Theodore de Bary）《印度传统史料·提拉克》，第724页，英文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