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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学通史 第二十一章 奥罗宾多·高士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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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和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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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高士（Aurobindo Ghose，1872～1950）于1872年8月15日生于加尔各答一个医生的家庭，属婆罗门种姓。他在七岁的时候就被送到英国去受教育，曾在圣保罗学校、剑桥大学学习，受西欧资产阶级的哲学、自然科学的熏陶很深。他在剑桥读书时还和印度的一些民族主义者有过接触，参与了他们的秘密活动。1893年，即他二十岁的时候，返回印度，开始在巴洛达邦政府任职，后又担任巴洛达学院的副院长、英语教授等职。他在巴洛达努力学习祖国的语言、文化并开始了反英宣传活动。1905年，印度因孟加拉邦分立案爆发了群众性的反英运动后，他就从巴洛达移居孟加拉，全力投入到了印度的民族解放斗争。他和提拉克一起，在印度国民大会党内筹组了新派，创办了《敬礼祖国》（Bande Mataram）杂志，并出任加尔各答国民学院院长。奥罗宾多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与英殖民当局进行了斗争。他公开提出了“印度自治”的政治目标，号召印度人民用一切手段包括以“暴力对付暴力”的手段争取印度的独立。1907年，他因煽动罪被捕，不久即被释放，翌年又因涉嫌私制炸弹案，再度被捕，囚禁于阿里浦尔的监狱中。在狱中，奥罗宾多转向了瑜伽神秘主义。1909年5月被判无罪释放。出狱后，他在孟加拉创办了《羯摩瑜伽行者》、《法》杂志，鼓吹以复兴印度教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思想。但在这个时侯，他的政治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1910年他移居于法属本第治里，从此在组织上脱离了印度的民族解放斗争，但仍对印度和世界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很关心，经常发表评论。他在本第治里创办了奥罗宾多修道院，主编了《雅利安》（ārya）杂志（1914～1921），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1950年病逝于本第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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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在其5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下了大约100余种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是：《神圣生命》（《神圣人生论》，Life Divine）、《人类循环》（Human Cycle），《人类联合的理想》（The Ideal of Human Unity）、《印度文化基础》（Foundations of Idia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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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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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体吠檀多不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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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的哲学被称为整体不二论、整体唯心主义或者整体主义（Pūrna-Advaita）。这个名称是为了区别于吠檀多先前各种形式（不二论、制限不二论、二元论等）。在奥罗宾多看来，先前各种理论都有着它的片面性，或者强调了最高实在的真实性而否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或者强调了最高实在和现实世界的差异性而忽略了最高实在的统一性，或者把现实世界归结为最高实在的属性等。只有把这种互相差异或者对立的思想“综合”起来，即把本体与现象、精神与物质、肉体与灵魂、存在与非存在、主体与客体、能知与所知统一起来，才能对宇宙和人生作出正确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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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梵、物质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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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认为宇宙万有的最高存在是梵或绝对意识（真理意识）。梵在本体论意义上说是纯粹的、永恒的、无限的、不可界说的、不可分割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包的；梵没有形式——单一或者组合的，它超越于任何时间、空间、量、质、运动、原因、结果。(1)我们没有经验能够限定它，也没有概念能够界说它，对梵只能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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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可以看出，奥罗宾多的梵与传统吠檀多主义的解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说明。他所说的梵无非就是人类认识的一个变种，一种脱离了自然界和人的思维的东西。但是奥罗宾多在回答梵和现象世界，梵和物质、精神关系的时候，就和吠檀多的先前形式发生了分歧。印度传统的吠檀多主义摩耶论（幻论）认为，现象界（物质和精神）是梵的幻现，一切都是虚幻不真实的，可是奥罗宾多认为现象界也就是梵，一切都是真实的，它和梵的关系是部分和全体的关系，蕴涵和被蕴涵的关系。这一点是和印度近代哲学家辨喜所说的大致相同。他说：“一个无所不在的（最高）实在是所有生命和存在的真理。不管它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有理智的还是没有理智的，所有一切都是它的无限的变异……一切变异都从实在开始，都存在于实在之中，回归于实在。”(3)又说：“梵在所有事物之中，所有事物都在梵之中，所有事物都是梵。”(4)“物质也就是梵。”(5)奥罗宾多虽然说梵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是独立的、自存的，但又承认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梵的自我显现，或者存在于梵中，是梵的一个部分或属性。他用属性去说明本体，实际上是对梵作了界说，这样，在逻辑上他的梵也就不成其为独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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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在回答了宇宙最终根源以后，进一步探索了作为最高实在的梵和现象世界的关系问题。他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也像传统的吠檀多一样假定有三种既有分别而又互相联系的实在，即梵、精神和物质。他认为精神和物质是梵的两种基本形式，或者是两种基本的属性，它们都是内存于梵，都是梵的自我显现。物质和精神彼此既不是互相限定，也不是独立或平行，而是“相互产生”或“相互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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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认为：“物质是力（force）的表现”或者是“能（energy）的形式”(6)。它经常处于五种基本状态之中，即：（1）在空间中的广延（extention），它的特质是振动——收缩和扩张；（2）位于空间之中（aerial），它的特质是力与力的接触，接触是一切物质关系的基础；（3）在自我限定之中（self-modification），它显现为光、电、火、热，但这些不是物质的稳定形式；（4）扩散（diffusion）；（5）凝聚（cohesion）。他还进一步认为，我们所知的一切物质形式，所有的物理现象，都是由上述五种状态结合起来的。我们的感觉经验（听觉、触觉、视觉、味觉、嗅觉）也是依赖于这五种状态的，它们是这五种状态的映象。(7)奥罗宾多对物质的概括，明显地可以看出，是综合了印度数论的传统物质观和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物理学流行的机械观。在我们看来，他所说的“力”或“能”的概念是一种极为模糊的概念，这种概念的内涵不能把物质运动的全部关系正确地揭示出来。因为“力”、“能”只能片面地表现物质运动的现象，它们只是对立作用的部分关系，对立才是物质运动、发展的泉源(8)，而奥罗宾多是不承认这种对立——物质运动发展的自身原因的，他写道：“因为物质的普遍性不再被认为能对心灵的存在予以说明——其实，物质本身不再只能用物质来说明，因为它不是自己存在的——我们只能以这个容易而明显的解决方法退回到其他的假说。”(9)为此，他采用了“力”、“能”这样不明确的概念作为避难所，从而引进了外界的原因。奥罗宾多认为，物质之所以需要外界的原因，是由于物质对精神来说是一种“无知原则的极点”（The culmin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Ignorance），是“机械法则束缚的极点”（The culmination of bondage to Mechanic law），并且是“分割和斗争原则的极点”（The culmin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Division and Struggle）。(10)物质由于这样的冥顽不灵，因此需要精神的指导，需要依靠作为外界原因的梵的“意识—力”的推动。他写道：“当科学发现物质把自己溶解为各种能的形式的时候，它就具有了一种普遍的和基本的真理；当哲学发现物质只是当作意识的有形质的现象而存在，并发现唯一的实在是精神或纯粹意识的存在时，它就具有了一种更伟大的、更完全的、更基本的真理。”(11)奥罗宾多就这样把物质和精神等同了起来，在物质中引进了绝对意识或神，从而消灭了它的科学基础。他宣称：“物质也就是梵”，“精神是灵魂，我们感知精神的实在是物质，物质是一种形式，我们证知物质的形体是精神”(12)。奥罗宾多的物质观是为他的宗教目的服务的。他并不讳言要“在物质的平地上盖起神学的大厦”。他把精神混同于物质，除了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外，还有着认识论的原因。19世纪物理学中的机械物质观，由于不能解决精神和物质的辩证关系，只好把思维等同于物质，这样就为信仰主义留下了地盘。信仰主义就利用这种弱点把神或绝对精神引入了物质，从而歪曲了物质的本来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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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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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为了宗教解脱的需要，摄取东西方的哲学材料，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思辨的、目的论体系。他声称，达尔文的进化论，只是解释了“地上存在的”、“短命的”现象(13)，没有解释“天上的”、“永恒的”存在。因此，必须要建立一个具有永恒真理的、精神的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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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在解释梵和精神、物质的关系时，把宇宙万有分为两个世界或两个基本序列：一个是现象的世界（“现实世界”、“内在世界”），另一个是超越的世界，即本体世界。现象世界包括物质（Matter）、生命（Life）、心（Mind），有的时候在生命和心之间还派生出了灵魂（Psychic soul）。他认为，物质是存在演化的最初阶梯，它是现象世界的基础。物质向上发展，就进入了生命，“生命蕴涵在物质之中，并且是物质的显现，物质在本质上是掩藏着的生命的形式”，由生命再向上升入心或灵魂，心蕴涵在生命之中，是生命的显现，“生命是掩藏的心的形式”。心是我们“各种精神经验的贮藏所”，是人类意识的总汇。以上由物质上升到心的序列是属于现象世界的范畴，它和超越世界或彼岸世界相比则是一种低级的和从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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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心上升到超心（Supermind，Overmind，Beyondmind），就从现象世界进入了超越世界，进入了彼岸世界。超心是和作为人类意识总汇的心相联系着的，是对心的一种“超越”，是“一种超越我们通常意识的苍穹的广大者”(14)。超心在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梵或真理意识。奥罗宾多认为，本体界虽然通过超心和现象世界联系着，并且通过超心而亲证了梵，梵在本体论意义上虽然是独立的，不能被任何形式或属性所限定，但在现象世界的范围内，即在我们认识经验所及的范围内，梵乃是“实在、意识—力、欢喜”（Saccidānanda＝Existence Consciousness-force，Bliss）(15)，“实在、意识—力、欢喜”是三位一体的东西，“意识—力”在性质上是一种创造，或者宁可说是一种自我表现的力(16)，这种力或创造活动使不变的梵给现象世界一个推动，使现象世界有了变化的可能，从而创造了杂多的事物。“实在”同时或自身就是“意识—力和欢喜”，因此“意识—力和欢喜”是梵所具有的、最一般的、内在的原因，是“宇宙万物生成变化的根源”或“创造的秘密”。由于这种原因，梵就使自己通过超心、心、生命和物质的序列外化或显现为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一切东西。因此，现象世界是超越世界的反映。现象世界所显现的物质、生命、灵魂、心是和超越世界的“存在、意识—力、欢喜”、超心相对应的，前者是后者的折射（refraction）。奥罗宾多自己曾列表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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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奥罗宾多：《神圣人生论》，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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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认为上述的进化（evolution），也可能向相反的方向退化（involution）。退化的程序是由超心下降至心或灵魂，再下降至生命，至物质。进化和退化是同一个循环的两个方面，退化意味着神性向人性乃至向兽性的堕落，精神世界向物质世界乃至肉欲世界的倒退。他还认为每一个程序的进化都具有三种性质：广化、强化和整体化。例如物质必须经过一个复合化、自我异化、精细化的组织过程才能变为生命。他说：“所有的进化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意识—力’在显现的实在中的强化，因此可以提升物质进入生命，生命进入心，心进入精神（超心——引者）的尚未显现出的、更大的强度。”(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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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还根据黑格尔的质量互变法则，把由物质、生命（现象）上升到心（理性），再上升到绝对意识的三个阶段，说成是由量的复杂性进入质的变化，再进入整体化的过程。但是在奥罗宾多那里，物质的发展完全是按照神学目的论进行的，物质和思维、感性和理性、个别和一般都是人为地割裂的。这从下面他的认识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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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奥罗宾多所描绘出的他的思辨的、神学的蓝图。奥罗宾多在这个体系中企图“综合”精神和物质，以此建立他的所谓超越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路线。但是他的这种企图完全是徒劳的。因为他对哲学根本问题的回答仍然牢固地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上。他把梵或神看作最高实在，万有都从梵那里产生出来，并回归于梵。在他那里，世界不过是梵的“意识—力”的创造或者自我显现，换言之，就是梵的奴隶形象的异化。他的这种处理方法仍然没有逃脱出客观唯心主义的窠臼。诚如列宁所指出：“把‘心理的东西’跟人分割开来，用无限扩大了的、抽象的、神化了的、僵死的‘一般心理的东西’来代替整个物理自然界，这样就把‘人类最高潜在力’神化了。”(18)奥罗宾多通过被抽象化了的人的思维能力——超心，把此岸的现实世界和彼岸的超越世界联系起来，其目的是要神化现实世界，神化人的精神现象，借以建立他的由地上到达天国或由天国堕入地下的目的论的体系，这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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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为了调和科学与宗教，在他的体系中摄取了一些西方19世纪物理学的成果。他指出物质可以转化为生命，生命可以转化为精神，无机界和有机界是统一的，物质是一种力或能的表现等。关于物质转化为生命，现代科学证明：物质在某种条件下是可以变为生命的，生命就是物质的一种表现。物质、生命在其永恒的运动中，依据生物化学的规律，在一定阶段上也会产生出思维着的精神。但是奥罗宾多利用了这些科学的结论，却给予了完全不同的、神学的解释，他认为从物质转化为生命，转化为心唯一地和最终地是由梵的“意识—力”所推动的。物质转化为精神不是由于它自己的运动，由于自身的原因，而是由于梵或神的作用，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反科学的真意。奥罗宾多把物质、生命、心看作一种力或能的表现（其实按科学的证明物质不能创造力，物质和力是分不开的），但是又认为力、能是梵或绝对精神的一种意识作用，给予了超自然的、主观的解释，这种论证从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到奥斯特瓦尔特都是一贯的，并不见得新奇。恩格斯在批判这种观点时曾指出：“把纯主观的关于力的概念，塞到一个已经确定是离开我们的主观而独立的，从而是完全客观的自然规律中去，这无论如何是一种奇特的‘客观化’方法。这种事情最多只能由一个最正统的老黑格尔派做出来。”(19)奥罗宾多这种“客观化”的方法是继承了黑格尔的。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宗教学说时也指出：“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世俗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20)这对于我们理解奥罗宾多的双重世界观有着指导意义。奥罗宾多和印度近代的很多重要思想家一样，对于现实世界一直抱着既肯定又否定的态度，这和印度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格是分不开的。印度资产阶级从一方面看，他们与宗主国——英国的资产阶级有着客观上的经济和政治的矛盾，这些矛盾是产生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最重要的因素，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中，印度资产阶级为了吸引人民到他们那边去，支持他们的行动，因此在哲学上竭力论证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人必须投入世界中去行动。奥罗宾多也是这样说的，例如他公开宣称：摩耶（幻）是印度人“在外国统治下自己软弱无力的一种假象”。羯摩瑜伽是“大公无私地为祖国服务”。这是他的一个积极方面。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印度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社会革命的威胁下，又存在着某种利害一致的关系，他们对群众的革命运动是十分恐惧的，因此又经常鼓吹种种“世界无常”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思想。奥罗宾多的天国学说就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反映。奥罗宾多哲学思想的发展经历了若干阶段，开始他在西方的哲学思想熏陶下，曾经“对神的信仰是异己的”，嗣后，在印度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下，继之殖民当局的暴力镇压下，他在组织上脱离了革命运动，转向了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随着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他就完全成为宗教的宣传者了。奥罗宾多通过他的“整体主义”大事鼓吹个人、阶级、民族只有驱除了现象世界的“障碍”，摆脱了“物质”和“自我”等“束缚”，亲证了梵或彼岸世界的存在，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它的社会作用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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