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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们称之为历史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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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这些先生们的自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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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所鼓吹的理性，无疑就是印度资产阶级的理性，这一点只要他不作无谓的思辨，从理论的云雾堕入现实世界的时候，就暴露出了他的本质。例如他在攻击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时写道：“理性的时代即自由的时代，是不能超越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如果这种趋势（指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趋势——引者）成为普遍的情形，那么理性的时代就告终了，就是人类心灵理智的扩展的自杀或处决。”(41)奥罗宾多所鼓吹的“理性王国”，原来就是“资产阶级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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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绝对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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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中“激进派”的公认领袖。他和提拉克、甘地一样，力图把印度的政治运动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宣传印度教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印度教的理想就是印度民族的理想。他写道：“在伟大过去的基础上创造伟大的未来。用印度宗教的热情和精神注入印度的政治，是印度伟大和强有力觉醒的必要条件。”(42)在他看来印度的爱国主义是“宗教信条”，民族解放是“宗教祭祀”，消极抵抗是“亲证（sādhanā，导致至善的精神训练——原注）的准备”，为国牺牲是“解脱的道路”，摩耶（幻）是“消极无能的表现”，民族主义是“从神那里来的一种宗教……依靠这种宗教，在国家中、在同胞中试图亲证神，在三亿人民中试图亲证神”(43)。奥罗宾多这种说教在印度群众运动尚未成熟的时候，无疑地起过重要的鼓舞人民的作用，在当时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中有着重要意义。但后来实践证明，它不仅阻碍了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改变了民族运动的性质，而且分化了前进和团结的力量，有着一定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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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提出了与“温和派”不同的斗争目标和策略。他在一则批判“温和派”领袖郭克雷的“求乞政治”的演讲中说：“有些人怕用自由的字样，但我要经常用这个字，因为它已成为我渴求国家自由而生活的信仰……我们的理想是自治（Swaraj）或者是摆脱外国控制的绝对自主，我们要求每个国家有按照它自己的特质和理想，依靠它自己的能力而自己生活的权利。”(44)他对自治的具体内容作了下列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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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政策是自我发展和自卫的抵抗。但是我们要把自我发展的政策伸展到国家生活的每一个部门中去，不仅到经济自主和国家教育，而且要到国防、国家仲裁法庭、卫生、饥荒保险或救济中去——无论我们手下所做的什么事或紧迫需要做的事，我们必须自己尝试而不再望外国人替我们做。……我们不仅要买我们自己的货物，而且要抵制英国货；不仅要有我们自己的学校，而且要抵制政府机关；不仅要组织我们的保卫同盟，而且要和官厅行政断绝关系。……我们要把这抵制直接针对英国官僚，因为这官僚站在背后，使商人剥削成为可能……(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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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还指出：在争取自主的目标中要建立“人民的政权”(46)，“没有政权，任何目标都是不可能达到的”(47)。人民政权是“自由的、制宪的、民主的政府系统”(48)，这种政权“逐渐在自己的范围内健全民族的生活和活动，达到摆脱外国控制的最终目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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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适应，奥罗宾多在斗争的策略与方法上也提出了一套与旧时代“温和派”甚至和甘地不同的主张。自19世纪70年代起，印度的“激进派”走上历史舞台后，他们在与英国有组织的暴力的斗争中提倡所谓消极反抗的策略。奥罗宾多也同意这种策略，但赋予了新的意义。他认为，消极反抗在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抵抗”，它对动员和组织人民有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斗争中决不能排斥其他的方法，即暴力斗争的方法。他认为暴力是一种历史现象，以“暴力回答暴力是正当的和不可避免的”(50)，对英国官僚统治“如果不给予强力，他是不会退让一呎的……只有有组织的民族反抗，无论是消极的还是进攻性的，才可以作出我们自己发展的结果”(51)。此外，他还指出：有组织的反抗要经过三个发展阶段：消极反抗、进攻性的反抗和武装起义，这样才能摆脱外国的统治，争取民族的完全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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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这套政治纲领和策略较之资产阶级自由派大大前进了一步，它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中“激进派”的“最激进”的主张，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在1905年至1908年的印度民族运动中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至今还有着影响。但是奥罗宾多没有把这套主张和实践坚持到最后，正当印度民族民主运动冲击了英帝国主义的官僚统治，而且也威胁到了印度统治阶级本身存在的时候，这位思想家就害怕起来，突然退出了群众运动的队伍，转而成为宣传瑜伽神秘主义的教师，成为20世纪初政治上空的一颗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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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理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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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是把他的宗教目的和社会理想糅合在一起的。他把他的宗教称为“人类理智的宗教”。宣称：人类理想的社会也就是“神在地上的王国”。为此，他对未来的社会作了很多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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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认为：理想的社会是建筑在实现神性的个人基础之上的，当然，这种个人也是和社会其他的成员在精神上联合在一起的。在未来的社会中，个人将获得“最深的自由”和“最大的满足”。它的经济目标是要“给予所有人最高可能的定量——按照他们自己本性进行工作的快乐，发展内心的无拘束的休宁以及简单、富有与美丽的生活”(52)。在政治方面要尊重个人的权利、平等和自由，避免一切倾轧、对抗和战争。根据自愿和互助的原则，建立民族乃至世界的联盟，实现人类统一的理想。奥罗宾多认为，人类精神统一的关键是“胞与之爱”，“自由和平等的联合只能依靠人类胞与之爱的力量才能达到，而不能建立在其他之上。而胞与之爱只存在于灵魂之中，并且依靠着灵魂……自由、平等、联合是精神的永久属性”(53)，“民主、社会主义、和平主义在很大范围内是它的副产品，至少从它的内部存在中获得很多的力量”(54)。他指出，达到理想社会的手段不是改造人的外部环境，而是改造人的内部本性，即通过羯摩瑜伽、自我认识、自我净化，达到与神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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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奥罗宾多的整体吠檀多不二论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它是在印度传统吠檀多唯心主义基础上，摄取了19世纪西方的哲学和自然科学思想等建立起来的。他把东西方各种互相对立、矛盾的思想囊括在一个庞大的体系中，其目的是要调和科学与宗教、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科学为宗教服务，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妥协。但是我们在他的宗教气氛十分浓厚的说教中，也可以看到某些合理的符合科学的思想。奥罗宾多的社会政治观点有着革命的、进步的一面，而且这个方面是主要的，但也有着历史局限性的一面。他的反帝爱国的思想曾经鼓舞过人民群众，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中起过巨大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把这种思想坚持到最后。奥罗宾多世界观中的矛盾，不单是他个人所具有的，而是他所处的时代、社会条件、历史传统等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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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奥罗宾多：《神圣人生论》，本第治里，1955年，第90～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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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上书，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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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上书，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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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上书，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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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上书，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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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奥罗宾多：《神圣人生论》，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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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上书，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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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阅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力能的解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1～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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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同上书，第6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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