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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热爱人民，相信人民的力量。他一直渴望着印度人民能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和自由，过着正义、美好的生活，但是由于他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始终没有使他找到正确的解放道路。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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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劳动人民——引者）形形色色的劳动散布在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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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推进整个世界在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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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上等社会的祭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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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荣誉的永久流放所的窄小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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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能全部看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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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也曾走近他们住所的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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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没有那种勇气跨进他们的院子。(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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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又写道：“人类多年来的文化都是平凡人劳动创造的，他们是多数，他们担负着一切重担，但他们从来没有过着人的生活。……他们手执火把照耀着站在他们头上的人”；“我在这一问题上想了很久，觉得这一问题是不会得出结论来的，如果没有一些人在下面，那么另外一些人也就不会在上面，而上面的人原是不可缺少的。”(81)泰戈尔的摇摆，充分反映出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心理和所处的复杂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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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东西方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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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及对待印度古老文化的态度问题上，曾出现两个明显的派别：一派主张在继承印度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目的地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物质文明，借以迅速地提高印度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和物质生活福利；另一派虽然把反殖民主义和复兴印度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但他们一般都拒斥西方的物质文明。泰戈尔基本上属于前一派中的人物，尽管他对文化的理解是唯心主义的。例如他把文化分为东方和西方两种，说什么“东方主静”（Passive），“西方主动”（active），东方的人生目的是“亲证”（Realization），西方的人生目的是“活动”（activity）等(82)，但是他在介绍东西文化的活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着积极意义。泰戈尔一方面反对对祖国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他曾譬喻那些盲目跟随外国的人是借助外国的木脚跳舞，虽然发出铿锵的声音，但没有什么可观、可听的内容。另一方面，他也反对在文化问题上的盲目排外。他说：“不管东方怎样厌恶欧洲，它本能地感到它应该向欧洲学习很多东西。不仅在欧洲的物质实力方面，而且还有在其属于人的精神和道德的本性的内在源泉方面。”(83)他在临死前写过一本叫作《文明中的危机》的小书，在这本书中，他对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进行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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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泰戈尔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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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推崇中国的优秀文化，热爱中国人民，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例如1916年他在《旅日途中》一文中描写他在新加坡所看到的中国工人的印象：“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码头上中国工人们的劳动。——从那种劳动的力量、技巧与欢乐的汇合里，使我体会到在这个广大阶层里蕴藏着整个中国的巨大力量，美国惧怕的正是这种巨大的力量，中国这种巨大的力量一旦能放在现代化道路上运行，就是说掌握现代科学，那时，在世界上恐怕没有力量可以挡阻他向前迈进。但是具有这种可贵的民族力量的中国越是向前发展，有些专为自己利益作打算的国家越是想尽主意来摧毁它。”(84)泰戈尔对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谴责。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恶毒地宣传什么中国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因而要与中国一起建立“共同的秩序”等等。诗人在给日本文学家野口米次郎的信中特地揭露了这一点，他写道：“你们在自己国土中没有穷人的剥削劳动，劳动阶级感觉到受到公正的待遇，那就没有恐惧共产主义的必要了。”(85)他在临死前所写的一个文件中指出：“另外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文明，对它的新近的悲惨历史英国不能辞其责的乃是中国。英国人为了本国的利益先用鸦片毒害它的人民，后来又占有它一部分领土。当世界将要忘记这种残害的时候，我们又为另外一件事而痛苦惊讶，日本默不作声地并吞华北，它这种肆无忌惮的侵略竟被英国老练外交忽视为微小事件。”(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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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五十年以前泰戈尔的著作就被介绍入中国。他的文艺思想和社会理论对中国的知识界中的某些人有过一定的影响。由于泰戈尔是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人物，他的思想发展曾经有过一个自我痛苦的斗争过程，同时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以及封建余孽怀着各种不同的目的去扩大他某一个方面的影响，因而他的思想在中国的反响是不同的。中国的封建军阀和复古派大力宣传他封建的宗法思想；东方文化派故意抹去泰戈尔要求东方人民摄取世界进步文化的积极作用，把他比之于中国的封建遗老辜鸿铭；玄学派一笔勾去他哲学思想中的积极的因素，专门宣传他的宗教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极力鼓吹他的抽象的人性论。例如梁启超说：“在泰戈尔的人格和诗中，可以找到表明绝对的爱和绝对自由的原则。”(87)可是泰戈尔并没有把这个原则实行于人民的敌人方面，他曾说：“对于那些不爱人民的人是很难发出爱的感情来的。”(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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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泰戈尔的哲学从整个看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但在他的庞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体系中包含着某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在他的宗教气氛极浓的神学说教中可以找到某些科学的观点。他的认识论具有复杂矛盾的性质。泰戈尔社会理论的积极方面是在于他的反帝、反封建、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泰戈尔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世界观中的矛盾，不单是他个人所具有的，而是他所处的时代、社会条件、历史传统等的反映，这些东西曾经决定了在长时期内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中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精神状态。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视，对于中国人民的友谊，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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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泰戈尔：《告别辞》，载《小说学报》第15卷第8期，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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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泰戈尔：《海上通信》，译文载《小说月报》第20卷第4号，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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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泰戈尔：《协调》（Samanjanya），转引自V．S．纳罗婆尼（V．S．Naravane）著《泰戈尔哲学导论》第3章，印度，1977年。参阅宫静译，征鸿校《哲学家泰戈尔》的译文，载《南亚译丛》1984年第1期，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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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泰戈尔：《论人格》，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1年，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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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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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泰戈尔：《生命的亲证》，印度，1943年第2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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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上书，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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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泰戈尔：转引自拉达克里希南著《泰戈尔和哲学》，伦敦，1918年，第46页。此为国际大学学生晚祷时所唱歌词的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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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泰戈尔：《论人格》，第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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