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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利乌拉在分析现实和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正义社会”的理想。他认为，个人是有机群体或“种”的一个部分，一个人对家庭来说是成员，对村落来说是居民，对社会来说是公民，因之个人的行为、性格、道德、是非等要从社会或群体的共同行为、性格和道德中去寻求根源，要实现个人道德的至善，首先要培植、实现作为它的基础的社会至善。瓦利乌拉认为绝对的至善就是正义。他把正义划分为四个方面：（1）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言论和衣着等中的礼貌（adab）；（2）影响人们收支、财政状况的经济（kifāyat）；（3）适用于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自由与纪律的标准；（4）形成人们相互关系基础的友爱的美德（husn-i-m’āsharat）。他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建立在上述四种正义或至善的基础之上，在四种正义中经济尤为重要和根本，它是决定人们道德生活和其他活动的必要条件。只有在经济上有了保障才能使人们得以心宁安泰，驱除物欲的侵袭，积极向善，执行道德的义务。为此，他认为要实现理想的社会首先要从经济着手，努力提高社会生产力，振兴农业，奖励工商业，积累财富，并对社会的财富进行合理和平等的分配，使社会结构得到平衡，劳动者享有经济的保证和个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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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利乌拉在中世纪封建统治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一套空想的方案，这套方案中有着积极的方面，也有着空想的方面。他憧憬社会平等，要求社会财富进行合理的分配，认为经济是决定人们道德和其他活动的重要条件，国家要发展社会物质的生产并给予生产者应有的保护等，这都是积极的方面。瓦利乌拉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正在酝酿起义的印度西部和西北部农民、手工业者和小私有生产者的要求和利益，对于印度宛哈比（清净教，Wahhābīyya）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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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赛义德·阿赫美德·沙希德与宛哈比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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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利乌拉死后五十年，莫卧儿王朝的统治陷入了全面的危机，大片土地为英国殖民主义者所并吞，德里的皇帝成为英国人手中的傀儡。在此情况下，瓦利乌拉的长子沙·阿卜杜勒·阿齐兹（Shah Abdul Aziz，？～1823）继续宣传他父亲的宗教和哲学思想，高举伊斯兰教改革的旗帜。阿齐兹发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圣战教令（fatwa），宣布凡属非穆斯林控制的国土都是“作战的地区”（darul-harb），这个宣布唤起了广大穆斯林群众的觉醒意识，鼓舞了他们保卫宗教和国土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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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利乌拉和阿齐兹的思想后来被巴雷利的赛义德·阿赫美德（Syed Ahmad Barelwi，1786～1831）所实践。赛义德·阿赫美德在二十二岁时师事沙·阿卜杜勒·阿齐兹，后在阿米尔汗部下任军职，参与反对殖民主义等战争。1817年，他回德里后，收沙·阿卜杜勒·阿齐兹的侄儿毛拉维·穆罕默德·伊斯迈耳（Mohammad Ismail，1781～1831）和阿齐兹的女婿毛拉纳·阿卜杜勒·哈伊为门徒。伊斯迈耳和哈伊两人在北印度各地继续宣传瓦利乌拉的思想，并鼓动对异教徒的“圣战”，他们用波斯文编有《笔直的桥》一书。1822年，赛义德·阿赫美德去麦加巡礼，他在那里结识了阿拉伯内志地区宛哈比运动的领袖，在思想上受到他们很深的影响。由于赛义德·阿赫美德后来发起的改革运动的旨趣和内志的宛哈比运动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在行动上是相互呼应的，因此也被称为印度的宛哈比运动或“圣战士运动”（Mujāhidin）。1823年，赛义德·阿赫美德回国后，即着手“圣战”的准备工作，1825年，在北印度率数千穆斯林发动了对锡克人的战争，1830年末，在白沙瓦建立了短暂的神权统治。1831年，赛义德·阿赫美德和伊斯迈耳在巴拉科特激战中阵亡，在他们死后，这个运动仍继续坚持斗争下去，直至1850年以后才衰弱。印度宛哈比运动宣称：人类平等是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但是英国殖民者污辱了印度及其宗教，伊斯兰教的僧侣阶级亵渎了教祖及其先知者，现在伊斯兰教的信仰需要严格地清净，并且在这个清净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古兰经》教义为基础的理想国。(14)宛哈比运动是“印度第一次伊斯兰教运动”，也是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前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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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赛义德·阿赫美德在印度北部和西北部发动大规模净化伊斯兰教的“圣战”运动时，孟加拉在哈吉·沙里阿特·安拉（Sharīát Allāh，1764～1840）和他的儿子杜杜·米扬（Dudhu Miyan，1819～1860）的指导下也发动了一场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这场运动被称为法拉齐运动（“神圣义务运动”，Faráizin），它在东印度的很多地区不单反对伊斯兰教内部的黑暗势力和繁琐的仪式（如星期五祈祷、举行宰牲节和开斋节等），而且也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印度封建地主和资本家对穷苦穆斯林的压迫和剥削，但不久这场运动就被英国殖民当局和封建势力联合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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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马云·迦比尔著（Humayun Kabir），王维周译：《印度的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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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穆赫辛－伊－法尼（Muhain-i-Fāni）：《宗教学派》（Dabinstan-i-Mazāhib）第111章，74～75节，载《印度传统史料》，第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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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宗教学派》第三章，82～84节，同上书，第443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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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达拉·希库：“神秘的道路”，见《印度传统史料》第445页，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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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伊斯兰教苏非派神学家，生于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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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尼赫鲁：《印度之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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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尼赫鲁：《印度之发现》，第311～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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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意指先知穆罕默德出现以后两千年的伊斯兰教复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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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瓦利乌拉：《论教法的解释》，见《印度传统史料》，第461页，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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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瓦利乌拉：《真主论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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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即谢赫·阿赫美德·希尔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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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瓦利乌拉：给艾芬迪·伊斯迈尔（Afandi lsmāil）的信，见《印度传统史料》，第461～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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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瓦利乌拉：《真主论证集》。转引自I．H．库雷希和S．A．拉希德主编《巴基斯坦简史》第3卷，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出版部，1967年，第196～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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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潘朗：《印度解放运动史》，中华书局，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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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学通史 第二十五章 印度伊斯兰哲学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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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伊斯兰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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