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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进一步探讨了所谓东西文明的“综合问题”。他认为，东方的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的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是“人类活动的两个平面”。西方文明由于过分地依赖物质已陷于破产，因之需要东方文明来加以调整。“如果要作精神的调整，这调整宜乎从东方来。如果东方人要学习机器制造，那么，他就应该坐在西方人脚跟前面向他们学习。当西方人对精神、上帝、灵魂、宇宙秘密和意义要学习的时候，他必须坐在东方人的脚跟前学习。”(50)辨喜这种说法在印度资产阶级思想家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例如，“印度启蒙运动之父”罗姆·摩罕·罗易（1772～1833）也曾说过：“如果用理智的光芒——关于这一点基督徒说我们应该感谢英国人——它们意味着有用的机械技术被介绍进来，我是立即表示同意并表示感激的。但在关于科学、文学或宗教，我不承认我们要感激什么，因为参考历史就可证实，这个世界之有知识的曙光是要感谢我们祖先的。”(51)他的这种论点在中国辛亥革命前后也有人渲染过，而且还引起一场热烈的争辩。例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写道：“我们的可爱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拯救他哩！”王韬（1829～1897）在《弢园文录外编》中也说：“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身”。我们知道文化是一种上层建筑，它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一定的文化和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相联系着的。所谓东西文化问题，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异同、长短与取舍的问题，就其实质来说不能不是如何处理东方封建主义的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问题。辨喜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唯心主义的。他所宣传的东方精神就整个方面看，无非是东方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这诚如毛泽东所说：“东方文化主义，是以保存东方落后的农业生产和封建文化为满足。”(52)辨喜的这种看法是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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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的教育思想是他的“新吠檀主义”的另一种表现。他给“教育”下了一个定义：“教育是人的先天的完善性的表露。”(53)“什么是教育？教育是书本学习吗？不是。教育是多种知识传授吗？也不是。那使人的意志的流动和表现（Current and expression of will），服从控制并发生效果的训练才叫作教育。”(54)辨喜这种解释十分明显的是唯心主义的。我们知道人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的社会本质，它是在社会中和历史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世界上决没有抽象的人性，也没有抽象的人性善恶。他所要求通过教育来表露和发展的“人的先天的完善性”，无非就是美化了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或者是带着资产阶级性格烙印的个性（他公开创导教育要“发展已遗失了的个性”），他的这种抽象说教，如果联系到当时印度社会历史条件来考虑就容易明白得多。在印度资本主义诞生和发展以后，印度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而又复杂的变化，新生的资产阶级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他们强烈要求从封建的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要求个性的多样发展，辨喜基于这样的情况提出教育是发展个性的理论，这明显的是为资产阶级政治路线服务的。辨喜在实践中也提出了某些合理的教育主张，例如他号召迅速发展民族的科学技术教育：“我们所需要的是在摆脱外国的控制下去研究我们自己的各种知识以及与之有关的英语和西方科学，我们需要技术教育。”(55)又如他要求使用和发展民族语言，提高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借以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用本地的方言教育群众，给他们思想，使他们获得知识，但更需要的是要给他们文化，如果不给他们知识和文化，在改善群众的条件中就不能持久。”(56)辨喜这种号召在殖民当局大力推行奴化教育，扼杀印度民族语言发展的情况下有着重要的意义。他的教育思想对于印度所谓“民族教育理论”的建立有着一定的影响。1955年印度罗摩克里希那文化学院曾组织群众讨论辨喜的教育理论问题，这次讨论在印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过一定的反响。辨喜的一些教育主张被采纳到教育的实践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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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解放问题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个重要而又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曾引起很多民族主义先驱者的注意。例如罗姆·摩罕·罗易以及“孟加拉的大学者”维迪雅沙加罗（I．C．Vidyasagar，1820～1891）(57)都以毕生的精力从事于印度妇女的解放工作。辨喜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印度妇女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和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妇女一样受着种种压迫，印度的宗教传统和法律公开宣布她们是男子的附属品；她们没有获得教育和参加公共生活的权利。在宗教和种姓的影响下，社会上普遍地把她们看作“可鄙的蛀虫”、“地狱的门槛”，由于长期对妇女的压迫和侮辱，印度的童婚、腹婚［在孩子没有出生以前，就给他们（她们）找好了嫁娶的对象］、多妻、弃婴等现象是极为普遍的。在辨喜活动的年代，印度寡妇的数目在若干地区几乎占到全体已婚妇女总数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辨喜对于上述各种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并且提出了种种改革的主张。他认为妇女的解放是印度新生的一个首先和根本的条件，“妇女地位的提高，群众的觉醒，应是首要的。只有实现了这个条件，才能给国家、给印度带来少许的真正的好处”(58)。他还进一步认为妇女的解放是妇女自身的事，应由她们自己去进行。他写道：“自由是发展的第一个条件，如果有人敢于说：‘我将为这些妇女和孩子的解放而工作’，乃是一种错误，一种千百次被证明的错误……她们将会解决她们自己的问题的。”(59)他号召印度妇女要学习章西女皇（Lakshmi Bai，？～1858）(60)，树立信心，积极参加社会斗争，并学习科学、民族的艺术、家政。辨喜这种信念是和他的行动一致的。他建立的罗摩克里希那教会在印度妇女群众中曾进行过大量的教育工作，并且吸引了很多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这在印度还是首创。但是辨喜像旧时代的妇女改革者一样，他不懂得要使妇女获得完全的解放，实现真正的平等只有依赖于社会经济的根本改造，依赖于社会的彻底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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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也探讨了婚姻自由问题。他对印度新旧婚姻概念作过下面的比较：“在一方面，新印度说：‘我们在选择丈夫和妻子之中应该有充分的自由，因为婚姻关涉我们将来生活的快乐与痛苦。我们必须有权依照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决定。’在另一方面，旧印度命令说：‘结婚不是为了感官享受，而是为了传种。这是印度对于婚姻的观念。由于生育子女，你就对社会将来的好坏有贡献，负责任，因此社会有权断定你要和谁结婚，不要和谁结婚。这个结婚的方式在社会中存在着，它最能导致社会的福利，你需要为多数人的好处而放弃你个人快乐的欲望’。”(61)辨喜这种婚姻自由的概念在当时印度社会很多群众中还是一种不可想象的东西。他对于婚姻的看法较之同时代的改良主义者，甚至较之以后的甘地还要前进了一步。例如甘地虽然主张自由恋爱是婚姻的一个重要条件，但他还认为婚姻“必须取得双方家长的同意，并考虑到所属社会阶级的利益”(62)是更重要的条件。辨喜这种看法是他在西方游历所得的一种重要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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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辨喜全集》第4卷，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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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息达，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主人公英雄罗摩的妻子，以英勇、忠诚著名。沙毗德利和达磨阳蒂都是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著名贤妻，她们通过很多艰难困苦，以神话般的英勇，挽救了丈夫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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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辨喜全集》第4卷，第413页。着重号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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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辨喜全集》第4卷，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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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阿克巴（Akbar，1542～1605）印度莫卧儿帝国全盛时期的统治者，曾统一北印度，进行行政改革，缓和印度当时宗教间的矛盾。他的内外措施对发展印度有一定影响。奥朗则布（Aurongzib，1618～1707），印度莫卧儿王朝后期的暴君。他对内执行教派主义的改革，对外进行了侵略战争。辨喜在这里把他比作暴君是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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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辨喜全集》第4卷，第372～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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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辨喜全集》第3卷，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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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辨喜全集》第3卷，第460页；第4卷，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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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辨喜全集》第8卷，第483～485页。着重号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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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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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辨喜全集》第3卷，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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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甘地：《印度自治》，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08页。引者根据原著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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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泰戈尔在1920年致英国牧师安特鲁（Andrew）的信，引自索奇曼孙（Sochimsen）著《泰戈尔政治哲学》一书。文中所说“漏洞”是指印度民族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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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辨喜全集》第3卷，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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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辨喜全集》第3卷，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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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辨喜全集》第8卷，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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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辨喜全集》第5卷，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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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辨喜全集》第5卷，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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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辨喜全集》第7卷，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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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辨喜全集》第4卷，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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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辨喜全集》第4卷，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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