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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关系建立在什么之上?你和我之间的关系、你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显然不是爱,虽然我们嘴不离爱。它不是建立在爱之上的,因为如果有爱,就会有秩序,就会有你我之间的和谐和幸福。但在你和我的关系中,存在着很深的敌意,虽然表面上互相尊敬。如果我们双方在思想和情感上是平等的,就不会有敬意,也不会有敌意,因为我们是两个相遇的个体,不是门徒和老师的关系,也不是丈夫支配妻子或妻子支配丈夫的那种关系。有敌意,就会有支配的欲望,就会引起嫉妒、愤怒和痛苦,这一切在我们的关系中制造了无尽的冲突。我们试图逃避那些冲突,却制造了更多的混乱、更深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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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观念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想说,信仰和构想不正在扭曲我们的头脑吗?因为愚蠢是什么?愚蠢就是错误地重视那些由头脑或手工制造的东西。我们大部分的思想都源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不是吗?我们的观念,真是多啊!它们不是被赋予了错误的价值吗,那些它们并不具备的价值?因此,如果我们信仰任何东西,不管是宗教、经济还是社会方面的信仰,如果我们信仰上帝,信仰某种思想,信仰一个造成人心疏离的社会体系,信仰民族主义等,我们就给信仰赋予了错误的价值,这就是愚蠢。所以我们看到,通过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制造秩序或混乱、和平或冲突、幸福或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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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和内心持续革命的个体可能同时存在吗?其实意思就是,社会革命必须始于个体内在的心理转变。我们大多数人想要看到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世界已全力投入这场战斗——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社会革命。如果有一场社会革命,那是一场与人类的外部结构有关的行动,如果没有个体的内在革命,没有心理上的转变,不管那革命多么彻底,其本质仍是停滞的。因此,要产生一个跳脱惯性、跳脱停滞与瓦解的社会,一个生生不息的社会,个体就必须在心理结构上来一场革命,因为没有内在的心理革命,只是改变外部世界,几乎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社会总是会僵化、停滞,因此总是在瓦解。不管颁布多少法律,不管那些法律多么高明,社会始终在衰败中,因为革命必须发生在内心,而不仅仅停留在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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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了解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不能轻描淡写地回避。外在的行动,一旦完成就结束了、停滞了,如果个体之间的关系,即社会,不是内在革命的产物,那么停滞僵化的社会结构就会吸纳个体,把他们也变得同样停滞、重复。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这个事实的深刻意义,就不会有同意不同意的问题。社会一直在僵化,一直在吸纳个体,而那持续不断的、创造性的革命只能发生在个体内心,而不是发生在社会、外部世界中。也就是说,创造性的革命只能发生在个体的关系中,那个体关系就是社会。我们看到,在印度、欧洲、美国,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当前的社会结构正在急速地瓦解(本书成书于20世纪50年代,这里指的是当时的社会状况——编者注) 。我们从自己的生活中就能知道这一点。我们走上街头就能观察到,用不着大历史学家来告诉我们社会正在崩溃。因而,必须有新的建筑师、新的建造者,来创建一个新的社会。整个结构必须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建立在新发现的事实和价值上。目前还不存在这样的建筑师。没有建造者,没有人观察到、意识到整个结构在崩塌的事实,没有人在使自己转化成建筑师。那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看到社会在崩溃,在瓦解;我们,你和我,必须要成为建筑师。你和我必须重新发现价值,在一个更本质、更持久的基础上进行重建。因为,如果我们指望专业的建筑师,指望政治和宗教上的建筑师,我们就落入了与以前一样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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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和我没有创造性,我们让社会陷入了这样的乱局。所以你和我要有创造性,因为问题迫在眉睫。你和我必须意识到社会崩溃的原因,必须创建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它不是建立在模仿之上,而是建立在我们创造性的理解之上。这意味着一种逆向思维,不是吗?逆向思维是了解的最高形式。也就是说,要了解什么是创造性思维,我们必须逆向着手问题,因为正面处理问题——即为了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你我必须变得具有创造性——就会陷入模仿。要了解那个正在崩溃的东西,我们必须逆向观察它、研究它——而不是借助一个正面的体系、一个正面的模式和正面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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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社会在崩溃,在坍塌?一切显而易见。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个体,你,已不再具有创造性。我会解释这一点。你和我已变得只会模仿,我们的外在和内在都在复制。在外在的事情上,在学习一门技术时,很自然一定会有某种程度的模仿和复制。与他人在语言层面上进行沟通时,我复制语言文字;要成为工程师,我必须先学习技术,然后使用技术建造桥梁。在外在的技术层面,必定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模仿和复制,但如果内心存在心理上的模仿,显然我们就不再具有创造性。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结构,我们所谓的宗教生活,全部建立在模仿之上。也就是说,我适应某个特定的社会模式或宗教模式。我已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个体,在心理层面,我已变成一个有着某些特定的反应、只会模仿的机器;不管是印度人、基督教徒、佛教徒还是德国人、英国人,莫不如此。我们的反应被社会规范制约了,不管是东方的规范还是西方的规范,不管是宗教的规范还是物质主义的规范。所以,社会瓦解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模仿,另一个因素是领袖,其本质也是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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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社会瓦解的本质,问一问我们自己,你我作为个体,能够具有创造性吗?这样扪心自问不是很重要吗?我们可以看到,有模仿,就必会瓦解;存在权威,就必然存在复制。由于我们的整个智力和心理结构建立在权威之上,我们就必须从权威中解脱,必须具有创造性。你没有注意到吗,那些兴致盎然、非常幸福的时刻,是没有重复的感觉的,是没有模仿的感觉的?那样的时刻永远是崭新的、鲜美的、创造性的、幸福的。所以我们看到了,社会瓦解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复制,即权威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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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和最终的自由 自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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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我就是问题所在,而不是世界,因为世界就是我们自身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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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问题太大,太复杂,要了解并进而解决它们,必须采用非常简单直接的方式。简单,直接,不依赖外部的环境,也不依赖我们特定的偏见和情绪。我已经指出过,召开大会、描绘蓝图或用新领袖取代旧的,如此等等,都是无法找到解决办法的。显然,解决的办法就在制造问题的人身上,就在制造祸端、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以及深深误解的人身上。制造这些祸端的,制造这些问题的,就是个人,就是你和我,而不是我们以为的世界。世界就是你和他人的关系。世界不是某个独立于你我的东西;世界,社会,就是我们所建构或试图建构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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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和我就是问题所在,而不是世界,因为世界就是我们自身的投射。要了解世界,必须了解我们自己。世界不是独立于我们存在的;我们就是世界,而我们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我们的心智太迟钝了,我们以为世界的问题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以为那些问题必须由联合国来解决,或者必须通过新领袖取代旧领袖来解决。这样思考的心智是非常迟钝的,因为是我们造成了这个世界上惊人的苦难和混乱,造成了这永远迫在眉睫的战争。要转变世界,我们必须从自身开始;从自身开始的关键在于意图。意图必须是了解我们自己,而不是要别人去转变他们自己,也不是通过左派或右派的革命作一些改良。要认识到这是我们的责任,是你的责任、我的责任,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不管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多小,如果我们能转变自己,能在日常生活中彻底转变观念,也许我们就能影响整个世界,在大范围内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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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我们要设法弄清楚了解自我的过程,那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了解自我不是要你遗世独立,因为孤立生活是不可能的。生活就是产生关系,并没有孤立生活这回事。正是因为缺乏正确的关系才导致了冲突、痛苦和争端。不管我们的世界多么小,如果我们能在那个狭小的世界中转变我们的关系,它就会像波浪一样一直向外扩展。我认为看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即世界就是我们的关系,不管多么狭小;如果我们能在那里产生转变,不是一种表面的变化而是根本的转变,那么我们就开始积极转变世界了。真正的革命不以任何模式为准则,不管是左派的模式还是右派的模式,它是一种价值革命,一种从感官价值到非感官价值的革命,一种不是由环境影响形成的价值革命。要找到这些真正的价值,这些能带来彻底的革命、转变或新生的价值,就必须了解我们自己。自我认识是智慧的开端,因此也是转变或新生的开端。要了解自己,就必须有了解的意愿——那正是我们的困难所在。虽然大多数人都心怀不满,但我们却期望突然的改变,我们的不满被轻易疏导,只为达到某个目标;心怀不满时,我们不是去找份别的工作,就是干脆屈服于环境。不满没有点燃我们内心的火焰,促使我们质疑生活、质疑生存的整个过程,它被疏导了,我们变得庸碌无为,丧失了那份动力、那份强度去弄清楚生存的全部意义。因此,亲自来发现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对自我的认识无法由别人恩赐,也无法从任何书本中找到。我们必须去发现,要发现,就必须有这个意愿,必须去探究,去质疑。只要那个深度探究、弄个水落石出的意愿不强或根本没有,只是嘴上说说或偶尔心血来潮要发现自己,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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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世界的转变要由自我的转变来实现。因为自我是整个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是它的产物。要转变自我,就必须认识自我。不认识你的真实状况,就没有正确思维的基础;不认识你自己,就不可能有转变。你必须如实认识自我,而不是认识你希望成为的样子,那只是一个理想,是虚构的,不真实的。能够被转变的就是真实的那部分,而不是你希望的那部分。如实认识自我,需要一颗极其机敏的心,因为实情在不断转变、变化,要快速跟上它,头脑必须不被任何教条或信仰所束缚,不被任何的行动模式所限制。如果你要追踪任何东西,受束缚可没好处。要认识你自己,心必须警觉、敏锐,从所有的信仰和理想主义中解脱出来。因为信仰和理想只能带给你一些色彩,却妨碍了真正的理解。如果你想认识真实的自己,你不能想象或信仰某些你不具备的东西。如果我贪婪、嫉妒、暴力,只是抱有非暴力、不贪婪的理想,那并没有什么价值。然而,要认识到自己贪婪或暴力,要认识并了解这一点,需要极强的洞察力,不是吗?那需要诚实,需要清晰的思维。但追求某个脱离实际的理想,是一种逃避;它会阻碍你的发现,阻碍你从你的实际出发直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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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我的真相,不管是什么样的真相——或丑或美,或邪恶或不端,了解自我的真相,不作扭曲,就是美德的开端。美德是必要的,因为它带来自由。只有在美德中你才能发现,才能生活——而不是在美德的培养中,培养美德只是带来声名,而不是理解和自由。具有美德和变得具有美德是不一样的。具有美德源于对真相的了解,而变得具有美德是在拖延,是在用你想要的状态掩盖你真实的状态。因此,在变得具有美德的过程中,你在逃避从实际出发的直接行动。这个通过培养理想逃避真相的过程,被认为是具有美德的;但如果直接、仔细地观察,你会明白根本不是那回事。那只是一种不肯直面真相的拖延。美德不是去变成跟实际相反的样子。美德是了解实际的状态,并因而从实际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在一个急速瓦解的社会中,美德是必要的。要创建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结构,脱离老旧的那一切,必须有发现的自由,而要自由,必须具有美德,因为没有美德就没有自由。一个不道德的人,努力想变得具有美德,他能了解美德吗?不道德的人永远无法自由,因此他永远弄不清楚真相是什么。我们只能在了解实情的过程中发现真相;要了解实情,就必须有自由,必须摆脱对实际状况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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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那个过程,就必须有认识实情、追踪每一个思想、情感和行为的意愿;而了解实情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实情从来不是静止的、停滞的,它始终在变动。实情是你真实的状况,而不是你希望的状况;它不是理想,因为理想是虚构的;它是你每时每刻实际的行为、思想和感情。实情就是事实,要了解事实需要觉察力,需要一颗非常警觉、机敏的心。但如果我们开始谴责实情,开始批判或抗拒它,就无法了解它的变动。如果我想要了解某个人,我不能责备他;我必须观察他,研究他。我必须爱我所研究的这个东西。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孩子,你必须爱他,绝不能责备他。你要跟他一起玩,观察他的动作、他的脾气、他的行为方式;但如果你只是责备、抗拒或批评他,你对那个孩子就不会有了解。同样的,要了解实情,我们必须观察每时每刻的所思、所感、所行。那就是事实。任何其他的行动,任何理想的、意识形态的行动,都不是事实;那只是个愿望,一个虚构的欲望——想要变成某个跟实际不一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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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实情,需要一颗不认同、不谴责的心,也就是说,需要一颗警觉而被动的心。当我们真的想要了解什么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处于那种状态;如果了解的兴趣足够强,那种状态就会出现。如果你有兴趣了解实情,了解心的真实状态,你不必强迫,不必自律,不必控制;相反,你会有一种被动的警觉和留心。有兴趣、有意愿了解的时候,那种觉察的状态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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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我的彻底了解,并不是由知识或经验的累积达成的,那不过是培养记忆罢了。了解自我是每时每刻的事。如果我们只是累积关于自我的知识,那知识本身就会阻碍进一步的了解,因为累积的知识和经验变成了中心,思想通过这个中心聚焦、生成。世界与我们以及我们的行为无二无别,因为正是我们的实际状况造成了世界的问题。大多数人的困难在于,我们没有直接认识自己,相反,我们寻求一个体系、一种方法、一种操作方式,指望它来解决人类的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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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存不存在认识自我的方法或体系呢?随便哪个聪明人、哲学家都能创建一个体系、一个方法;但遵循一个体系,显然只会产生一个由那个体系造成的结果,不是吗?如果我遵循某个特定的了解自我的方法,我就会得到那个体系必然产生的结果;但那个结果显然不是对自我的了解。也就是说,我遵循一个了解自我的方法、体系、途径,照此模式塑造我的思想、我的行为;但遵循模式并不是了解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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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并不存在认识自我的方法。寻求方法,必然想到达某个结果——那就是我们全都想要的东西。我们追随权威——如果不是权威人士,就是权威的体系、权威的意识形态——因为我们想要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一个能带给我们安全的结果。实际上我们并不想了解自己,并不想了解我们的冲动和反应、了解思维的整个过程、了解意识以及潜意识。我们宁可去追求一个体系,一个保证会给我们一个结果的体系。然而,对体系的追求,始终是我们渴望安全、渴望确定的产物,而结果显然不会是对自我的了解。如果要遵循一个方法,就必须有一个权威——导师、古鲁、救世主、大师——那个提供给我们想要的保障的人;显然那并不是认识自我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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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妨碍对自我的了解,不是吗?在权威、导师的庇护下,你也许会有暂时的安全感、幸福感,但那并不是对自我的整个过程的了解。权威在本质上就是充分觉察自我的妨碍,因此最终破坏了自由;而只有在自由中,才存在创造。只有通过认识自我,才有创造的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创造力;我们是重复的机器,只是一个留声机,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某些歌,某些经验、结论和记忆之歌——要么是来自我们自己的,要么是来自别人的。这样的重复并不具有创造性的状态——但那就是我们想要的。因为想要内在的安全,我们不断地寻找获得安全的方法,因而制造权威,崇拜他人。这一切破坏了领悟,破坏了心灵即刻的宁静,而只有在心灵的宁静中,才能出现创造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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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的困难在于,大多数人已失去了这种创造的感觉。有创造力,不是指我们必须画画、写诗、成名。那并不是创造力——那只是一种表达观念的能力,也许受人欢迎,也许没人在意。能力和创造力不可混淆。能力并不是创造力。创造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不是吗?在那种状态中,自我缺席了,头脑不再聚焦于自我的经验、野心、追求和欲望。创造不是一种延续的状态,它每时每刻都是崭新的,它是一种运动;在那种状态中,没有“我”,没有“我的”,思想不再聚焦于任何特定的经验、野心、成就、目标和动机。只有当自我不存在时,才会有创造——只有在那种状态中,才可能有真相,那种状态就是所有事物的创造者。但是,那种状态不能被构想或想象,不能被规划或复制,不能通过任何体系、任何哲学、任何训练来达到。相反,只有通过了解自我的整个过程,它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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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我并不是一个结果、一个终点;它是在关系之镜中一刻接一刻地观察自己——你与财产的关系、你与物品的关系、你与他人的关系、你与观念的关系。但我们发现,机敏、警觉并不容易;我们更喜欢遵循方法,接受权威,接受各种迷信以及令人满意的理论,把自己的心弄得松懈、迟钝。所以,我们的心都变得倦怠、疲惫、毫不敏感了。这样的心是不可能处于创造的状态中的。只有自我停止,即识别和累积的过程停止的时候,才会出现创造的状态;因为,说到底,“我”这个意识就是识别的中心,而识别只是经验积累的一个过程。但我们都怕自己什么都不是,因为我们全都想成为人物。小人物想成为大人物,无德之徒想成为有德君子,弱势草民渴望势力、地位和权威。我们不断地动着这些心念。这样的心不可能平静,因此永远无法理解创造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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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改变它的穷困、战争、失业、饥饿、阶级分化以及彻底的混乱,就必须改变我们的内心。革命必须从每个人的内心开始——但不是任何信仰或意识形态指导下的革命,因为一个基于观念的革命,或遵循某个模式的革命,显然根本谈不上是革命。要实现每个人内心根本的转变,就必须了解我们在关系中的所有想法和感受。要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那是唯一的方法——而不是进行更多的训练,制造更多的信仰,发明更多的意识形态,寻找更多的导师。如果我们能一刻接一刻地如实了解自己,不累积任何东西,就能看到宁静是怎样出现的,它不是头脑的产物,它不是一种想象也不是刻意培养的结果;只有在那样的宁静中,才会有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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