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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怎样实现改变的时候，通常指的是意识表层的改变，不是吗？通过决定、结论、信仰、控制、抑制，我们挣扎着达到想要的、渴望的表层目标，我们希望借助头脑深层的无意识达到那个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披露我们的深层是有必要的。但在表层和所谓的深层之间有着无尽的冲突——所有的心理学家，所有追求自我认识的人都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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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内在的冲突会带来改变吗？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不就是：怎样实现我们内心彻底的改变？只是表层的改头换面有用吗？了解意识即“我”的不同层面，披露过去，披露从孩提时代到现在为止的各种私人经验，查看审视内心来自父亲、母亲、祖先、种族的集体经验以及我所处的特定社群的制约——分析那一切会带来改变吗？那种并非只是调整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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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到，显然你也一定感觉到，我们的生活必须有根本的改变——这个改变不是一种反应，不是环境所需迫不得已的产物。要怎样实现这样的改变？我的意识就是人类经验的总和以及我与当下的交汇接触，那会产生改变吗？研究我自己的意识，研究我的行为，觉察我的思想和感受，平心静气地观察而不谴责，那样的过程会带来改变吗？通过信仰，通过认同，以一个投射的意象为目标，美其名曰“理想”，那样会有改变吗？那一切不都意味着真实的我和应该的我之间的某种冲突吗？冲突会带来根本的改变吗？我始终挣扎在自我和社会之间，不是吗？在我真实的样子和我想要成为的样子之间存在着无尽的冲突。这样的冲突、这样的挣扎会带来改变吗？我看到改变是必要的；查看意识的整个过程，挣扎，训练，实践各种压抑的方法，我会有改变吗？我感觉到，这样的过程是无法带来根本的改变的。对此，我们必须完全确定无疑。如果那个过程无法实现根本的转变，无法实现内心深处的革命，那要怎么做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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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样实现真正的革命？实现那种革命的力量或创造性能量是什么？它要怎样释放出来？你试过了持戒自律，你试过了追求理想和各种思辨理论；那些理论认为你就是上帝，认为如果你能领悟到神性或经验到宇宙的大我，经验到最高的存在之类的，那么那份领悟本身就会带来根本的变化。会吗？你首先假定存在一个真相，你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且围绕着那个假定建立起各种理论、推测、信仰、教义、假说，你根据那些东西生活；你按照那个模式思考、行动，你希望那种方式能带给你根本的变化。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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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认为，就像大多数所谓的宗教人士认为的那样，在你的内心深处，从根本上讲，蕴藏着真相的本质；如果你培养美德，进行各种训练、控制、压抑、否定、牺牲，就能接触到那个真相，然后所需的改变就会产生。这种假设不仍然是思想的一部分吗？它不是一个受局限的头脑的产物吗？这个头脑从小就养成了按照某种方式、某个模式思考的习惯。你制造了意象、观念、理念、信仰、希望，然后指望你制造出来的东西带来彻底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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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首先看到“我”、看到头脑极其细微的活动，我们必须意识到其中的观念、信仰、思考并把那一切放到一边，因为它们都是骗人的，不是吗？别人也许经验到了真相；但如果你没有经验到，去思索或想象你自己本质上是某种真实、永恒、神圣的东西，又有什么好处？那仍然是在思想的范畴里打转，任何源自思想的东西都是有局限的，都是涉及时间和记忆的东西，因此不是真实的。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了这一点——不是推理，不是想象也不是犯傻，而是真正看到其中的真相，即头脑的任何活动，推理性的探求、哲学式的求索、任何假设、任何想象或希望都不过是自我欺骗——那么，能带来根本改变的创造性的能量、力量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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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来到这一步，我们已经启用了意识头脑；我们跟随着论据，或反对或接受，或看得清楚或还模模糊糊。要进一步探讨，要有更深入的体验，就需要一个安静而警觉的头脑来弄清楚问题，不是吗？这不再是在追求观念，因为，如果追求观念，那就是一个思考者在追随别人说过的话，所以立即就制造了二元对立。如果想要深入探究这个根本变化的问题，不是有必要让活跃的头脑安静下来吗？显然只有当头脑安静下来，关于思考者和思想、经验者和被经验之物，观察者和被观察之物分化为二的问题，其中的艰深和复杂含义才能被了解。只有当思考者和思想合二为一，只有当思考者控制思想这样的二元对立不存在时，这种创造性的心理革命，也就是没有“我”的状态才会产生。我认为，只有这种体验才能释放创造性的能量，并反过来实现根本性的革命，破除心理上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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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权力的方式——通过支配获得权力，通过规范获得权力，通过强迫获得权力。我们希望通过政治权力推行彻底的变革，但那样的权力只会滋生更多的黑暗，暗藏解体的罪恶并导致“我”的强化。我们熟悉个人或团体以各种方式各取所需，但我们从未尝试爱之道，我们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要存在思考者，存在“我”那个中心，爱就没有可能。认识到这一切，我们要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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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唯一能实现根本性变化，带来创造性心理释放的，就是每日的警觉，就是一刻接一刻地觉察我们的动机，觉察意识和无意识。当我们认识到规范、信仰、理想只是强化了“我”，因此毫无用处——如果我们一天天地认识这一点，看到其中的真相，当思考者一直把自己与他的思想、他的观察、他的经验分开，不就来到了问题的核心？只要思考者脱离他的思想而存在，即试图支配它的思想，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只要“我”是那个观察者，那个聚集经验、借助经验强化自身的人，就不可能有彻底的变化和创造性的释放。只有当思考者与思想融为一体，创造性的释放才会产生——但不能动用任何努力来弥平思考者和思想之间的隔阂。当头脑认识到任何的思考、任何的语言表达、任何形式的思想都只是强化了“我”，当它看到只要思考者抽离于思想而存在，就必定有局限，必定有二元对立的冲突——当头脑认识到那一点，它就会警觉，就会不断地觉察到它是怎样把自己从经验中分化出来，维护自身并寻求权力的。在那样的觉察中，如果头脑追踪得更加深入、更加广阔，却并没有寻求一个结果和目标，那种思考者与思想合一的状态就会出现。在那种状态中，没有努力，没有要成为什么，也没有改变的欲望；在那种状态中，“我”并不存在，因为一种无关头脑的改变已经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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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头脑一片空静，才有创造的可能，我可不是在说大多数人会有的那种肤浅的空静。大多数人有一种肤浅的空静，这表现在我们总是渴望找点乐子。我们想要娱乐，所以就去看书，听广播，听讲座，找专家；头脑在一刻不停地填充自己。我也不是在谈无思无虑的那种空静。相反，我在谈的那种空静需要经历一番深思熟虑，它是头脑看到自身制造幻觉的能力并从中超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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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存在一个思考者，只要它抱着积累经验、强化自身的目的在等待、关注和观察，就不可能有创造性的空静状态。头脑能清空所有的符号、语言及其感觉吗？那样一来，就不存在一个一直在积累的经验者了。头脑能彻底抛开所有的推理、经验、负担和权威而进入空静的状态吗？当然，你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这是你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因为你不知道，你从未试过。然而，可以的话请容我提议，听一听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让它播下一颗种子。如果你真心倾听它，如果你不抗拒它，它就会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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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新东西才能带来改变，而不是旧东西。如果你追求旧的模式，任何的变化就都只是旧东西的改头换面；其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任何创造性的东西。只有头脑本身焕然一新，创造才能产生；只有当它能够看到自身的所有活动，不只是表层活动，还有深层的活动，它才能更新自己。当头脑看到自身的活动，觉察到自身的欲望、需求、冲动、追求，觉察到它在制造自己的权威和恐惧，看到自身中由于规范、控制而造成的抗拒，以及投射为信仰和理想的希望——当头脑看透这整个过程，它就能抛开一切，焕然一新地进入创造性的空静状态吗？如果你能毫无成见地试验一下，如果你没有抱着要经验到那个创造性状态的企图，就会搞清楚它能还是不能。如果你想经验到那种状态，你会如愿；但你所经验到的并非创造性的空静，那不过是欲望的投射。如果你渴望经验到新东西，你就只是沉溺于幻觉；但如果你开始观察，开始时时刻刻地觉察你自身的活动，开始像照镜子一样关注你自身的全部过程，那么，随着你探究得越来越深，就会来到这个空静的终极问题，只有在空静中，才能有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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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上帝什么的，是不可经验的，因为经验者是时间的结果，是记忆和过去的产物，只要存在经验者，就不可能有真相。只有当头脑彻底摆脱了分析者、经验者及被经验之物，才可能有真相。然后，你就会找到答案，你会看到改变不请自来，看到那种创造性的空静状态是不可培养的——它就在那里，它悄然而至，无须邀约。只有在那种状态中，才有重生、更新和变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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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和最终的自由 第二部分 已知与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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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前的危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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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不重要——系统、观念变得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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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者（简称“问”，下同）： 你说当前的危机史无前例。它在哪方面不同以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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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希那穆提（简称“克”，下同）： 显然，当前整个世界的危机不同以往，史无前例。人类历史上，不同阶段出现过各种不同的危机，社会危机、民族危机、政治危机。危机一直在来来去去；经济衰退、萧条到来，一切不过改头换面，以另一种形式继续。我们都知道那些；我们对那个过程很熟悉。显然，当前的危机是不同的，不是吗？它的不同首先是因为它涉及的不是金钱，也不是具体的实物，而是观念。危机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思想领域的问题。我们为观念争辩，我们把杀人合法化。世界各地都在把杀人合法化（这里指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编者注） ，把它当做达成正义的手段，这一点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以前，邪恶就是邪恶，杀人就是杀人，但现在，为了达到高尚的目标，你可以杀人。杀人，不管是杀一个人还是一群人，都是合法的，因为杀手或者杀手代表的集团声称，杀人是为了达到一个有益人类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为了未来牺牲现在——采取什么手段无关紧要，只要我们宣称其目的是为了达成一个目标，为了一个所谓的有益人类的目标。因此，那意思就是说，一个错误的手段会产生一个正义的结果，而你们通过编织理论美化错误的手段。在以往发生过的各种危机中，主要都是对物的利用，对人的利用，现在却是对观念的利用，这更为有害，更为危险。因为利用观念是相当具有破坏性，相当具有毁灭性的。我们已经领教了宣传的威力，那是可能发生的最可怕的灾难之一：利用观念改造人类。这就是目前全世界的现状。人并不重要——系统、观念变得重要了。人不再具有任何价值。我们可以毁灭千百万人，只要我们打造一个目标，一个被观念美化的目标。我们有一个宏伟的思想结构，我们用它来美化邪恶，显然这是史无前例的。邪恶就是邪恶，它无法带来美好。战争不是获取和平的途径。战争也许能带来一些次要的好处，比如效能更好的飞机，但它不会为人类带来和平。理智上，战争被说成是获取和平的途径，当理智在人类生活中占了上风，它就会造成空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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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的原因也表明这是一个空前的危机。其一，人类极度重视感官价值、财产、名誉、阶级和国家，极其重视特定的某个标签。你要么是印度教徒，要么是基督徒。名誉和财产、阶级和国家，变得头等重要，这意味着人类困在了感官价值中，困在了物品的价值中，不管是头脑还是手工打造的物品。手工或头脑打造的物品变得凌驾一切，我们为了它们屠杀、毁灭、清算彼此。我们已濒临悬崖的边缘；每一个行为都在把我们带向那里，每一个政治行为、经济行为都不可避免地把我们带向悬崖，拖入混乱无序的深渊。因此危机是前所未有的，需要前所未有的行动来解除它。要走出那个危机，需要采取不依赖于时间的行动，它不是建立在观念、体系之上的行动，因为任何基于体系和观念的行动，必然导致挫折。这样的行动只会换另一条路把我们带向深渊。因为危机前所未有，必然也需要前所未有的行动来解除它，意思就是，个人的革新必须是即刻的，而不是一个依赖时间的过程。它必须现在就发生，而不是明天。因为明天是一个衰败的过程。如果我打算明天才改变自己，我就引入了混乱，我就仍然陷于败坏的境地。可不可能现在就改变？可不可能马上、立刻就改变我们自己。我认为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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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由于危机的空前性，要应对它必须有一场思维的革命。这场革命不能靠他人、靠任何书籍、任何组织来促成。它必须通过我们，通过我们每个人。只有那时候，我们才能缔造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结构，远离这样的恐怖，远离这些正在累积、汇聚的极度破坏性的力量；只有当你作为个人开始在每一个思想、行动和感觉中觉察自己的时候，这样的转变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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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世纪上半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后爆发。克氏在本篇文章中针对两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世界危机，探讨危机产生的心理根源以及其对人类造成的巨大伤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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