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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嬗变期,是指秦初到明末一个长时期而言。这时期仍属于封建社会形态,本质上并没有多大变化。在某种意义说.这时期里面的封建剥削,比之第一期反而加甚。即就封建制度言,某种封建制度仍旧在中国社会中大肆其威力。可惜在这次演讲中不能细说。一般人认为春秋、战国以后,因商业资本的发展,无形中破坏了封建制度,并且肯定地说,秦朝的政权是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权,其实这种理论是完全不顾事实的。上面已经说过,商业资本并不能破坏封建制度。因为它并不代表一定的生产关系,它只不过是完成生产流通过程一种媒介作用而已,所以认为秦朝以后封建制度消失,甚至认为秦朝以后封建社会转变了成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是不值一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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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在中国封建制度中操着特殊作用的宗法制度,也并不见得在秦朝以后减少了它的作用。儒家的“孝”和“礼”,都在秦、汉以后发生重大的作用,这是一种很明显的事实。秦、汉以后,如果不是封建社会,则新儒家的朱晦庵和王阳明,又哪有由伦理的孔子抬高到宗教的孔子的可能?我总觉得孟德斯鸠(Montesquieu)有一段话,很可以告诉我们:中国从古以来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社会。他在《法意》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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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之国,有支那焉,其风教礼俗,亘古不迁者也。其男女之防范最严,以授受不亲为礼。不通名,不通问,阃内外之言语不相出入,凡如是之礼俗,皆自孩提而教之,所谓少仪内则是已。文学之士,其言语仪容,雍容闲雅,此可一接而知者也。守其国前贤之懿训,而渐摩之以严师,故一受其成,终身不改,此礼俗之所以不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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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他这段文字,描写着中国社会为“亘古不迁”,虽然他的观点并不怎样正确,但也足见封建社会这一阶段在中国整个社会发展史上绵延之长了。谓秦、汉以后中国社会变了质,不是封建社会了,这是何等地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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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必然地和宗教结不解缘,上面已经提到这一层。中国不是无宗教的国家,而是宗教思想最庞杂的国家。秦、汉以后,宗教思想杂然并起,墨子的天鬼观念,遂在中国社会操了很重大的作用,一直到现在不衰,谁说墨家的思想在秦朝以前便已中绝了呢?墨家本来是拥护宗教的,到了秦、汉以后,儒、道两家也变成宗教,于是儒家变成儒教,道家变成道教。宗教在社会上既发生了重大的作用,封建形态遂益趋于牢固而不可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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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个当儿,佛教遂由印度闯入了中国。最初是佛教各家教理并驾齐驱,其后因中国封建形态日趋尖锐,而“一超直入”的禅宗,遂得因缘而据思想的主营,为宋、明哲学的导引。于是中国嬗变期的哲学,遂舍宋、明哲学外,无一足当真正哲学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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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哲学嬗变期则指公元前4世纪至17世纪初,这时期由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以奴隶制度为社会劳动的中枢,封建社会以农奴制度为社会劳动的中枢。至农业经济占产业的主要地位,在两种社会里面,并没有什么差异。封建领主——俗界的领主和僧界的领主——在这时期成为惟一的主人翁。随着封建领主的独占生产手段加剧而宗教意识便强盛起来。中世纪哲学所以成为宗教的附庸,这便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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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就在这时候发挥它无上的魔力。基督教是犹太一个苦木工约瑟之妻在未婚前的私生子耶稣所创的。它一面巧妙地教化了罗马人,一面更机警地征服了日耳曼人。后来权威一天天地扩大,竟支配了封建主义鼎盛期的全欧罗巴。在这种状况之下,哲学和科学都失去了它们的地位,哲学和科学都充了“神学的下婢”(Ancilla Theologiae)。于是基督教的教义成为哲学的中心,因有所谓“经院哲学”(Scholastic Philosophy),做了西洋哲学嬗变期的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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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嬗变期的社会背景,已约略地说明,现在将两方面的哲学怎样嬗变而来,和哲学的主要代表作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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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佛混合和二希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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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李翱作《复性书》,开了儒、佛混合的端绪,于是中国哲学上着了很浓厚的印度哲学的色彩。宋、明哲学家表面上是儒,里面却是佛。他们都是拿孔、孟、荀做招架的幌子,实际上在发挥佛教禅宗的要义。于是石头希迁的《参同契》,洞山良价的《五位颂》,临济义玄的《四料简》成为嬗变期哲学的主要内容。在这时候,孔、孟、荀的哲学反成了禅学的工具。譬如孔子的“忠恕”,不过是就日用人伦上着眼,而朱熹却把“忠”解作“由一本而万殊”,“恕”解作“由万殊而一本”,这样,孔子的“忠恕”,便成为禅学的注脚了。嬗变期的中国哲学完全变了颜色,大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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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哲学的嬗变期,正有相同的情形。上面提到二希混合,所谓“二希”,即希腊主义(Hellenism)和希伯来主义(Hebrewism)。自从希伯来主义伸进到欧洲之后,西洋哲学上便着了很浓厚的希伯来主义的色彩。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便是专说明代表基督教的希伯来主义的。经院哲学不在真理的探求,而只是对于教会所给予的信条加以证明和解释,便是使自己的意识附合于信条,成为哲学的主要任务。在这时候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都成为基督教教义解释的工具,和孔、孟哲学在禅学上的地位正同。于是嬗变期的西洋哲学又复变了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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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闯入了中国,成为中国哲学嬗变期,基督教闯入了西洋,成为西洋哲学嬗变期,这样的暗合,又须从社会的背景上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封建社会是需要宗教做最后的台柱的,则表现在事实上,便自然地呈现这样一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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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朱熹、王守仁和托马斯·阿奎那、邓斯·司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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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哲学以朱晦庵、王阳明为主要的代表。朱晦庵主性即理,王阳明主心即理;朱晦庵讲心外求理,即求理于天地万物,王阳明讲心内求理,即求理于吾心。表面上一个主知,一个主行,似乎见解不一,实则各人发挥各人所见的禅理,与儒家无关。从禅宗的见地说,两家哲学可同时并存,因为一近北渐,一近南顿。但从儒家的见地说,两家哲学都与真正的儒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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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院哲学以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us)、邓斯·司各特(Duns Scotus)为主要的代表。托马斯·阿奎那认宇宙一切都是阶段的发展,发展达到绝顶,便是神。神虽从“无”创造世界,但在创造之先,必经过一番审慎的思维,就无数可能的世界中,选择一种最良的世界而创造之,所以神创造世界是受善的观念之决定。其说属于一种决定论(Determinism)。但邓斯·司各特不以为然。他以为神创造世界并不受善的观念之决定,乃出于神的意志。并不是因为是善,所以出以神的意志,乃是因为是神的意志,所以是善,如果否认神的自由,那么,神的本质岂不和一切事物的本质一样,受必然的结果所决定吗?邓斯·司各特之说属于一种非决定论(Indeterminism)。就两说观之,托马斯·阿奎那主“知”,邓斯·司各特主“意”,也似乎见解不同,其实都在发挥基督教的教理,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也没有如何密切的关系,虽然两家都标榜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阐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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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孔、孟讲中庸,讲理,讲性,讲良知,所以朱晦庵、王阳明便拿禅宗教义讲中庸,讲理,讲性,讲良知,使中国哲学完全流入禅悟。观念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讲实在,讲普遍,讲发展,所以托马斯·阿奎那、邓斯·司各特便拿神学解释实在、普遍和发展,使西洋哲学完全流为神话。可见他们的作伪心劳,如出一辙。单就经院哲学方面言之,譬如他们解释教会,说教会不是个人的集合,乃是一个独立的普遍的实在。亚当的堕落,不是“一个人”的亚当的堕落,乃是普遍的实在——人类——的堕落。推而至于天父、神子、圣灵等,都成为普遍的实在。这不是想把哲学问题完全变成神话吗?这种神话式的哲学,只有在封建形态尖锐化的时候才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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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发展期”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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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发展期,是指从清代到现在。这时期封建形态一样地存在,所不同的,便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时期所受的是两重的剥削,即国内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国外资本主义的剥削。但因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所以国内农村经济一天天地破产,而城市商工业倒一天天地发展起来(不过商工业资本的发展,在国际资本主义的约束之下,也有一定的制限),外形上似有回到战国末年的情势。因此反映到哲学思想上便是解放运动,也可说是一种文艺复兴。哲学思想的发展,在这时期便异常地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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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哲学发展期,也开始于17世纪。不过就社会背景说,西洋的封建社会,已随着产业革命而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反映到哲学思想上,便有各种硬性派和软性派之不同。不过在这期之初,也同样地作过一种解放运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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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的比较研究上,却颇困难。我们不能举出许多相当的代表,我们不能在这期中国哲学上,举出培根(Bacon)和笛卡儿(Descgrtes),更不能举出康德(Kant)和黑格尔(Hegel),尤其不能举出马克思(Marx)、恩格斯(Engels)和伊里奇(Iljitsch)。我们只能在大体上描写几种相同的轮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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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到先秦和回到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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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提到的解放运动,实际上是一种复古运动。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清代学术概论》上说:“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这段话描写清代学术发展的情形实很正确。清初顾炎武倡“经学即理学”之说,已开复古之端,乾隆以后,惠栋、戴震诸人更进一步,专为经学而治经学;嘉庆、道光以后,治经者再进一步,由经古文学而至经今文学;其复古的情绪更炽。迨至光绪末年,康有为张大“托古改制”之说,于是所谓复古,遂全集中于先秦,回到周、秦之际学术研究的盛况。这是发展期一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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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的学术界,在17世纪的前后,正复如此。这时正是所谓“文艺复兴”时期,也是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罗马之古,对于古代罗马的著作,争相研讨,即所谓“新拉丁之复兴”。第二步,复希腊之古,不过这时还只注意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希腊哲学。如里普士(Joest Lips)代表斯多亚学派,伽桑狄(Gassendi)代表伊璧鸠鲁学派皆是。第三步,复希腊观念派哲学之古,这时研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很发达,努力于观念派哲学的注释与阐明。第四步,复希腊主义之古,特别着重现世生活,爱美,重自由,重个性。总之,他们的复古,不单在古典的复兴,而实在希腊主义的复兴。这样看来,和中国清代复古的运动,正有相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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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所谓复古,当然不是一切和周、秦古代一样,或和希腊古代一样,而是含有进一步发展的意义的,便是由于怀疑精神和实证精神的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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