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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上面所述的五达道和九经,都可归纳到修道之教,《中庸》注重在修道之教,至于所谓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不过是拿来做做幌子而已,这正是所谓用儒表道里的手段,达崇儒黜道的目的。这种伎俩,后来宋、明的理学家,运用得极其纯熟。这便是《中庸》的影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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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发禅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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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思想到中国和佛教思想到西洋,所得的结果是两样的。何以呈两样的结果,这就不能不追溯前因。我们先说西洋吧。叔本华(Schpoenhauer)是受佛教的影响最大的,佛教思想到了叔本华手里,却会成为主意论(Voluntarism),这不是很可怪异的事情么?其实细按起来,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西洋人所受过去重大的影响,像古希腊前期哲学,像近代初期哲学,都是很前进的,所以佛教思想落入西洋人手中,也会向前进,不会向后退。若在我中国便不然。中国人所受过去重大的影响,像道家哲学,完全是向后退的。像儒家的则古称先王,也是向后退,又儒家关于“无言”、“无为”的议论也是很多的,这也分明是向后退。因此佛教思想传到中国,就会变成离言语文字的禅宗。现在讲到《中庸》,《中庸》是以“诚”为其基本观念的。所谓“至诚尽性”,“至诚无息”,“至诚如神”,都是导引禅家思想的根源。而最重要的是中和之说。中是说性,和是说情;中属未发,和属已发。这种未发已发之说,也为导引禅家思想发展的媒介。譬如上面曾经讲过的李翱,他在《复性书》上所说的:“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这便是借用《中庸》的意思,发挥禅家的教旨。李翱本是禅家药山惟俨的弟子,对于禅家的思想,浸润颇深,后来看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话,触动禅机,遂有《复性书上》之作。叔本华受到印度思想的影响,会发展为向前进的主意说,李翱受到印度思想的影响,会发展为向后退的复性书,我们若不追溯前因,将会认此为“世界七不可思议”之一。然则《中庸》对于后来禅家思想的发达,不能说没有相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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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家的主旨是不立文字,一超直入,这些道理,将在第七讲中说明。禅家思想何以在中国发达起来,并且何以在唐代发达,这可以从背景说明。中国处在一个长期的封建社会之中,封建社会统治者需要一超直入的思想,需要不立文字的宗教,以便运用其麻醉民众的手腕,这是丝毫不足怪异的。尤其是唐代,是中国封建统治最出色的时期,则这种一超直入的禅宗,当然更比其他的思想更容易迎合统治者的心理。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佛教发展于中国,与耶教发展于西洋,是同一道理。在中国有儒家思想导引于前,在西洋则有观念论派思想导引于前,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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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宋、明理学的端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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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好言天命心性,是明明白白地受《中庸》的影响的。他们用一个“理”字概括天命心性。朱晦庵说:“太极只是一个理字。”程伊川说:“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又说:“在天为命,在物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程、朱的思想因受《中庸》的启发,敢于侈谈理气心性,固已成为周知的事实。尤其是《中庸》上中和之说,几乎成为他们的根本思想的导引。如程伊川说:“天下之理,原无不善。喜怒哀乐之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往往无不善;发而不中节,然后为不善。”这是很显明的从《中庸》的中和之说,发挥他的理一元论。朱晦庵亦复如此,他说:“性是未动,情是已动,心包得已动未动。”又答张敬夫的信,说:“心者所以主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者也,立其静也。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一性浑然,道义全具;其所谓中,乃心之所以为体,而寂然不动者也,及其动也,事物交至,思虑萌焉,则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谓和,乃心之所以为用,感而遂通者也。”这样看来,程、朱的思想,都是受《中庸》的影响很大的。不仅程、朱是如此,推而上之,如张横渠,如邵康节,他们都是拿住中和一点去发挥他们的思想的。如张横渠说:“情未必为恶,哀乐喜怒,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不中节则为恶。”又如邵康节说:“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这些议论,都是从中和的道理导引而出。所以《中庸》一书,对于宋儒理学的发展是关系极大的。此外如宋儒好言诚明,好言尽性,好言鬼神,我们都可以从《中庸》一书找出它们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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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几句话,就开了宋、明儒者两个研究学问的法门。无论宋、明儒者所受禅宗的影响是何等的大,但《中庸》的影响是很明白的。程、朱是走的道问学、尽精微、道中庸的路子,陆、王是走的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的路子,形成两个壁垒,成为后世“朱、陆异同”的佳话。陆象山用“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的词句嘲笑朱子,朱晦庵也用“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的词句嘲笑陆子。这不能说不是由《中庸》给了他们的导火线。这样看来,《中庸》影响于宋、明理学的发展,又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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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庸》一书,上接孔、孟的道统,下开宋、明理学的端绪,一面为儒家建立哲学的基础,一面对道家思想作一种防御战,它的作用,它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万不能忽视了一部《中庸》。朱晦庵说:“须是且着力去看《大学》,又着力去看《论语》,又着力去看《孟子》,看得三书了,这《中庸》半截都了。”他的话不一定对,但《中庸》意义的重大,是可以想见的,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开一讲去说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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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十讲 第七讲 禅家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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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哲学史上,佛教的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佛教的禅宗一派所占的地位之重要,比其他各派更有过之,这是稍为留心宋明哲学的人都知道的。我们要研究秦、汉以后的中国哲学,则对于佛教中禅家的哲理,实有讲明的必要。要了解禅家的哲理,不能不先对佛教的整个思想和禅的来源得一大概的认识。为方便起见,先说明禅的来源,然后将佛教的大意择要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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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十讲 一 佛法与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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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禅的渊源和古禅今禅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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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的原文为“禅那”(Dhyana),是定和静虑的意思,即是由禅定使自我和神冥合的意思。关于禅的来源,有两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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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说禅出发于《梵书》(Brahmana),和《奥义书》(Upanisad),然后由佛教中发达起来的。随着佛教传到中国,终于成立禅宗。原来《梵书》是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500年间印度的重要经典,这种经典是属于祭祀的圣书,内含有不少的哲学意义。至于《奥义书》,是由古代最早的祭典如《四吠陀》等及《梵书》思想的启发而成立的。它的根本思想,在阐明“自我即梵”。把宇宙原理的“梵”(Brahmana)和个人原理的“自我”(Artman)合而为一。所以这两部书可说是印度古代哲学思想的渊薮。《梵书》载着需要口诀传授的秘密法。阐明密义的名阿兰若(Aranya),又名阿兰若迦,曾附载于《梵书》之末。阿兰若迦译为无诤处,寂静处,远离处,即在森林之下,山谷幽静之里,非深思沉虑不易领悟之场所。《奥义书》实为专为解释阿兰若迦的作品,所以禅的渊源即存于《奥义书》之中。“禅那”、“禅定”之语,在《奥义书》中曾屡用之。在《奥义书》中关于静坐时须选择清净平坦之所;关于胸、颈、头三部须求直立,关于呼吸时应注意之事,关于诵经时应注意之事,均有详细说明。这时的禅法当然不能与佛教发达时的禅法相比拟,但禅定静虑的思想为印度哲学的根源,却不难推见。后来,印度的思想分为六大派,就中瑜伽一派,是专为做禅定工夫而建立的一个宗派,以求自我与神相冥合为目的,而称其所信奉之神为“自在天”。瑜伽一派,关于禅定方法叙述至为周详。迨禅成立以后,佛始产生。佛教成立之时,不仅采禅理以入于佛,并视为佛家教理中的重要部分。佛教中的禅,与佛教以前的禅,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印度的禅教远在《梵书》、《奥义书》时代即已养成,却可断言。迨佛教入中国后,才有今日的所谓禅宗。所以禅宗的渊源,实远在公元前千五百年之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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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说禅起于释尊。他们说释尊在灵山会上有人送花与他,请他说教,但他原是注重顿悟,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故他只有拈花示众,凝视不语。座上众人悉皆莫明其意,呆头呆脑,相顾惊愕,惟有摩诃迦叶破颜微笑。因是,释尊即开口说了下面几句要诀:“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其后迦叶以衣钵传阿难,中经马鸣、龙树、天亲等二十七代,密密相授,直至达摩。达摩为印度二十八祖,梁时入中国,方得传法之人,故达摩又为中国禅宗的初祖。他们说禅的来源,便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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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说法,是研究印度哲学思想史一般人所承认的,第二种是禅宗一派所传说的,而赞同前说的最多。我们也认禅发生于《梵书》、《奥义书》的说法比较可靠。不过有一点要知道,便是佛教也是出发于《梵书》、《奥义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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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自达摩在中国开创以后,二祖慧可,三祖僧灿,四祖道信,皆依印度传授之例,不说法,不立文字,只要求得可传授之人,即自圆寂。至五祖弘忍,始开山授徒,门下达千五百人。五祖有二弟子,即神秀与慧能。关于他两人,有一段颇有趣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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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俗姓卢氏,南海新州人,天赋卓绝,幼时丧父,家道穷困不堪。他和他母亲二人只有入山采薪,以为求生之计。一天,他在途中听人家念《金刚经》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句,即大为感悟,回家后辞别他的母亲,要出家为僧。先到韶州宝林寺暂住,后到乐昌学教于知远禅师,最后往黄梅岭见五祖弘忍。当五祖见他时,即发一套问话,当中最要的是:“你们岭南人本无佛性,哪能成佛?”他的答话颇令人注意。他说:“人有南北之分,难道佛性也是这样么?”因此,五祖颇觉他别具特性,遂收容他,并使他在碓房里作苦役,他也没有半点不平之色。约莫过了八个月的时光,五祖有一天大集门徒,举行付法传道的典礼。在五祖的许多弟子中,只有神秀聪颖过人,学通内外,声望甚高。当时众人莫不以为神秀是惟一的接受法道的人。那被人称作卢行者的慧能当然是睬也无人睬他的。神秀呢,他自己很热烈地这般期待着,所以兴致异常奋发,曾于更深人静后,在南廊壁间写了这么一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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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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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知道传法的事,且也见到神秀所写的那一偈,他说:“这偈虽写得好,但是还没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故在当天晚上,便私下约了一个童子同去神秀题偈的地方,在偈旁边写上他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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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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