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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先须立志。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终不济事。（《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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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只如而今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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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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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只十五岁时，便断然以圣人为志矣。志字最有力，要如饥渴之于饮食，才悠悠便是志不立。（《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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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体，是须要下一番坚卓不拔的功夫，因为“才悠悠便是志不立”了。只有立志的人，学问才可以次第著力，假使“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所以晦庵认为持志也是致精之本。这是对于晦庵所说“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的解说。晦庵看重读书，正是看重穷理，也就是他的致知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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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明了晦庵致知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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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我们要研究晦庵的力行的功夫。晦庵看重涵养，看重致知，同时也看重力行。他说：“既涵养又须致知，既致知又须力行，亦须一时并了。非谓今日涵养，明日致知，后日力行也。”（《学的》）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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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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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养、致知和力行，只不过是一件事体的几个阶段，所以晦庵认为“须一时并了”。不过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知比学重要，行又比知重要。然而“知”和“行”终是不可偏废的。晦庵说：“知与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学的》）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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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如程子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如。”分明自作两脚说，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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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论先后，知为先”呢？晦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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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一身，应事接物，无非义理之所在，人虽不能尽知，然要枉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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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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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是说得分明，然后行得分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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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其所已知，勉求其所未至”，这是告诉我们知然后能行。所以晦庵肯定地主张“须是说得分明，然后行得分明”。《语类》上有两段说明力行的话，颇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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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举云：“如此者，不是知上功夫欠，乃是行上全然欠耳。”曰：“也缘知得不实，故行得无力。”或问：“力行如何是浅近语？”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问：“何以为浅近？”曰：“他只是见圣贤所为，心下硬爱依他行，这是私意，不是当行。若见得道理时，皆是当恁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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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不重“硬行”，及重“当行”。“硬行”，是由于不明道理，“当行”，则能见得道理。所以一个知得不实的人，当然要行得无力了。为什么又说“论轻重，行为重”呢？晦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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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之学，大抵力行之意多。（《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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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心事，今只于纸上看，如何见得？（《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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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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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心事，不是一种空洞的话语，是他们在力行里面，所得到的实际的经验。假使我们仅仅在纸上看圣贤的心事，那一定要错看了。我们要把圣贤所说的话语，拿来力行，就自家身上推究，才能看出圣贤的心事。所以晦庵认“曾子之学，力行之意为多”。晦庵说明自己讲学的态度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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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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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这是一种力行的功夫，只有在力行里面，才能够真有所得。所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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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义乃是躬行之门路；躬行乃是文义之事实。（《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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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晦庵下“行”的定义说：“存之于中谓理，得之于心为德，发见于行事为百行。”（《语类》）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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