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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必、固、我,以意为根,必、固、我者,皆其意也。无意,而后三者可绝也。(《正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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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一贯,则无意、必、固、我之鉴。(《正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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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其事,而意忽欲为之,非妄而何?必、固、我,皆缘之以成也。(《正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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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对“成心”两字的解释是:“成心者,非果一定之理,不可夺之志也。乍然见闻所得,未必非道之一曲,而不能通其感于万变,徇同毁异,强异求同,成乎己私,违大公之理,恃之而不忘,则执一善以守之,终身不复进矣。”(《正蒙注》)船山对“凿”字的解释是:“凿者,理所本无,妄而不诚。”(《正蒙注》)我们看了上面的话,知道他所谓意,是由于见闻之一时的感动,而成为一己的私意,当然“非天理自然之诚”。假使我们执著“非天理自然之诚”的私意,我们一定要“以意为成心”而成为“凿”了。而且“必、固、我皆缘意以成”,我们如果执著“意、必、固、我”,那就一定要达到那种“无其事而忽为之”的狂妄的境地。因为“意、必、固、我”这些东西,都是蒙蔽着我们,使我们失去真确闻见的能力的。所以船山要说:“意欲之私……非天理之自然也。”“唯意欲蔽之则小尔。”以上是说明“蔽和意”的关系。至关于“习和才”的关系,船山也有这样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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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之偏者,才与不才之分而已。无有人生而下愚以终,不知有君臣父子之伦及穿窬之可羞者。世教衰,风俗坏,才不逮者,染于习尤易,遂日远于性,而后不可变。象可格而商臣终于大恶,习远甚而成乎不移,非性之有不移也。(《正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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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与习相狎,则性不可得而见,习之所以溺人者,皆乘其才之相近而遂相得,故矫习以复性者,必矫其才之所利。(《正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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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溺深则习气重,而并屈其才,陷溺未深,而不知存养,则才伸而屈其性。(《正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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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与人之间,有才与不才以及才之偏和全的分别。但无论是怎样一个不才的人,他总会知道穿窬为盗,是一件应该羞耻的事情。只有与习相染之后,才会日远于性,终于成为“习远甚而不可移”了。当积习未深的时候,要想加以矫正,我们一定要先矫正了“才”,才能“矫习以复性”。因此,我们知道习气之所以暗中于心,成为难以遏抑,为心之累的缘故,完全是由于才与习相狎的关系。因为习之溺人,“皆乘其才之相近而遂相得”。不过我们也要知道,当陷溺未深的时候,是性屈才伸,但是等到习气已重的时候,不但是屈性,还要“并屈其才”。我们既已知道“蔽和意”以及“习和才”的关系,又知道由蔽和习至于发生各种私欲私念,那就非对于“私”加以大大的攻击不可。所以船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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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与聚,所恶勿施,然匹夫匹妇,欲速见小,习气之所流,类于公好公恶,而非其实。正于君子而裁成之,非王者起必世而仁。习气所扇,天下贸贸然,胥欲而胥恶之,如暴潦之横集,不待其归壑而与俱,泛滥迷复之凶,其可长乎!是故有公理,无公欲,公欲者,习气之妄也。(《思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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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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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理,无公欲,私欲净尽,天理流行,则公矣。天下之理得,则可以给天下之欲矣。以其欲而公诸人,未有能公者也。即或能之,所谓违道以干百姓之誉也,无所往而不称愿人也。(《思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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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谓公欲,是指一己之私和习气之妄而言。如果要想把一己之私和习气之妄,视为天下人的公欲,在事实上不仅不可能,而且要发生弊病。因为他们之所谓公,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私的关系。所以船山说:“以其欲而公诸人,未有能公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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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并进一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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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无特立之体,即其神化以为体,民之视听明威,皆天之神也。故民心之大同者,理在是天即在是,即吉凶应之。若民私心之恩怨,则祁寒暑雨之怨,恣徇耳目之利害,以与天相忤,理所不在,君子勿恤,故流放窜殛,不避其怨而逢其欲。己私不可徇,民之私亦不可徇也。(《正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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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既认一切恶因的发生,都由于私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方法去矫正呢?船山于此,提出了一个“诚”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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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诚,圣人之无私,一也。(《正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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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自有其至,常人以私意度之,则不可测。神非变幻无恒也。天自不可以情识计度,据之为常,诚而已矣。(《正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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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有定而运之无方,运之者,得其所以然之理,而尽其能然之用。惟诚,则体其所以然,惟无私,则尽其能然。所以然者,不可以言显,能然者,言所不能尽。言者,但言其有形之器而已。故言教有穷,而至德之感通,万物皆受其裁成。(《正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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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有灾祥,物之有善恶灵蠢,圣人忧之,而天不以为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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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者无不诚,则无不可成其至教也。(《正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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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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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诚神,非变幻不测之谓,实得其鼓动万物之理也。不贰,非固执其闻见之知,终始尽诚于己也。此至诚存神之实也。(《正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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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和私是相反的,对立的,诚则无私,私则不诚。诚,就天的关系而言;无私,就人的关系而言,其实只是一件东西。天本有其至理存在,并不是“变幻无恒”的,但是普通的人,妄以私意计度,则天成为“不可测”的东西了。天并不是“不可测”的。测天之法,只有测之以诚。诚和无私,虽然是一件东西,却是它们所指示的关系,显现着两种不同的方向。诚是“体其所以然”的;无私是“尽其能然”的。“所以然”是指“体”的关系而言;“能然”是指“用”的关系而言。“所以然”指“体”,“体”是不容易用言语说明的,故“不可以言显”;“能然”指“用”,“用”则千变万化,无有尽穷,故“言所不能尽”。只有本着至德——诚的感通,然后“万物皆受其裁成”。所以他说:“在天者无不诚,则无不可成其至教也。”于此,我们知道:只有诚,才能把握住鼓动万物的至理;只有始终的“尽诚于己”,才不固执著一己之私的“闻见之知”。船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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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者,成身也。非我则何有于道,而云无我者,我,谓私意私欲也。欲之害理,善人信人几于无矣。唯意绚闻见,倚于理而执之,不通天地之变,不尽万物之理,同我者从之,异我者违之,则意即欲矣。无我者,德全于心,天下之务皆可成,天下之志皆可通,万物备于我,安土而无不乐,斯乃以为人人。(《正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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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谓私意私欲,也就是意、必、固、我的我。张载对于意、必、固、我,曾经有过这样的解释,他说:“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则与天地为不相似。”张载以为我们必须忘却这四项,才能体天而达于成德的极致。他这样认为:“天地诚有而化行,不待有心以应物”,然后无“意”;“施生无方,栽培倾覆,无待于物以成德”,然后无“必”;“四时运行,成功而不居”,然后无“固”;“并育并行,无所择以为方体”,然后无“我”。当我们有着私意私欲的时候,当然是“不通天地之变,不尽万物之理”。因为这时的“我们”是“意绚闻见,倚于理而执之”的缘故。假如我们要想达到那种“德全于心”的境地,必定先要能够“无我”。因为“无我”,才可断绝私意私欲;断绝私意私欲,才可达到“诚”的境地。船山并用“诚”说明顺吉逆凶的关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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