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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此之谓自然之极致”,这段文句是东原全部思想的神髓。他认为人与万物所以不同,就在于人能够知道必然,而物只各遂其自然。因为这样,所以万物只能在自然条件限制下求生存,而没有超出自然限制的力量。人是明于必然的,所以人有超出自然限制的力量。人能够在自然条件的限制之外,造出许多工具,以求达到必然的目的。因此人类不仅能够利用自然,并且能够驾御自然,征服自然。这便是“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的意思,这就叫做“自然之极致”。必然和自然,并非二事。必然由自然而来,自然向必然而去。必然既不是“制其自然使之强而相从”的作用,更与那种“任其自然而流于失,转丧其自然”的情况不同;乃是“就其自然,明之尽而无几微之失”之意。东原对于生生和条理的看法,与此正同。所谓生生即指自然而言;所谓条理,即指必然而言。他的那种“惟条理是以生生,条理苟失,则生生之道绝”的主张,与这里“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的思想,正相吻合。东原认为:孔、孟的思想,与各家思想的分野,就在孔、孟能够看到“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这一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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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之异于老聃、庄周、告子、释氏者,自志学以至从心所欲不逾矩,皆见乎天地人物事为有不易之则之为必然,而博文约礼以渐致其功。彼谓致虚极,守静笃,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至于道,法自然无以复加矣。孟子而后惟荀子见于礼义为必然,见于不可徒任自然,而不知礼义即自然之极则。宋儒亦见于理为必然,而以理为太极,为生阳生阴之本,为不离阴阳,仍不杂于阴阳。指其在人物为性,为不离气质,仍不杂乎气质,盖以必然非自然之极则而已。(《绪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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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东原对必然和自然的说明,是费了一番苦心,然而这点也正是他的识解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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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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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原以道和顺的关系,说明自然;以善和常的关系,说明必然;现在又以性和德的关系,说明本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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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之昭为明德,是谓信。(《原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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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乎信之谓德。(《原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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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其不渝谓之信。(《原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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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言乎不可渝也。(《原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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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拿“信”之一字来解释“德”,又拿“不渝”来确定德的含义。所谓“不渝”即是指“本然”而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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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乎本然之谓德。(《原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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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乎天地之德者,可与语性。(《原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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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性,都是就本然而言。不过,德,是指天地之本然;性,是指人物之本然。人物之性,却又是本于天地之德。现在我们只要就性加以研究,那么,对于德也就可以了然了。东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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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言乎本天地之化,分而为品物者也。限于所分曰命,成其气类曰性。各如其性以有形质,而秀发于心,征于貌色声,曰才。资以养者存乎事,节于内者存乎能。事能殊致存乎才,才以类别存乎性。有血气,斯有心知,天下之事能于是乎出。君子是以知人道之全于性也。(《原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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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是东原性论的中心。他告诉我们:“性”“命”“才”的分别,“事”和“能”的作用,以及“血气”和“心知”的关系。我们必定要能够把这许多关系,认识清楚,然后才能把握住东原的性论。东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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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化生人生物,据其限于所分而言谓之命,据其为人物之本始而言谓之性,据其体质而言谓之才。(《疏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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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是就“限于所分”而言;性,是就“人物之本始”而言;才,是就“体质”而言。人物之生,是各依其类,而分于天地之气化。分于天地之气化,是“分”,各依其类,是“限于所分”。这种有所限制,人力无从增减于其间的,叫做“命”。其未感于外物时的那种本然的状态,叫做“性”。人物各如其性而成其形质,以显现出性的本然的,叫做“才”。我们现在拿金锡为譬。当我们熔冶金锡的时候,就它们的本然之质来说,是性。既已熔冶,则冶金必成金器,冶锡必成锡器,这是命。既已成器,则有形体可见,可以辨别出孰为金器,孰为锡器,这是才。我们再拿桃树和杏树作譬。当桃核和杏核,尚未生根发芽的时候,无法辨别它们生长的力量及其形色臭味的不同,这是性。后来种入泥土之后,株成叶茂,华繁果熟,桃自桃,杏自杏,各不相同,这是才。可是桃和杏的不同,并非是到了长成桃树和杏树以后,才能看出,它们的不同,早潜藏于桃核和杏核之中。在桃核里面,只能长成桃树,绝不能长出一棵杏树;在杏核里面,也只能长成杏树,绝不能长出一棵桃树。这便是命。所以东原说:“限于所分曰命,成其气类曰性。各如其性以有形质,而秀发于心,征于貌色声,曰才。”不过这命、性、才三者,都是由气化而生,称之为“天性”。东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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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性,斯为是才。别而言之,曰命,曰性,曰才;合而言之,是谓天性。(《疏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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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明性、命、才的分别。我们再看东原对“事”和“能”的说明。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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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养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举矣。尽美恶之极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权,由斯而出。尽是非之极致,存乎智者也。贤圣之德,由斯而备。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于必然,天下之能举矣。(《原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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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阴阳者,天地之事能也。是以人之事能,与天地之德协。事与天地之德协,而其见于动也,亦易与天地之德违。则遂己之欲,伤于仁而为之;从己之欲,伤于礼义而为之。能与天地之德协,而其有所倚而动也,亦易远于天地之德。则以为仁,害礼义而有不觉;以为礼义,害仁而有不觉。皆道之出乎身,失其中正也。(《原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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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与物同有觉;觉也者,性之能也。欲不失之私则仁,觉不失之蔽则智。仁且智,非有加于事能也,性之德也。(《原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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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目百体之所欲,血气资之以养,所谓性之欲也,原于天地之化者也。是故在天为天道,在人咸根于性而见于日用事为为人道。仁义之心,原于天地之德者也。是故在人为性之德。斯二者,一也。由天道而语于无憾,是谓天德。由性之欲而语于无失,是谓性之德。性之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德,其归于必然也。归于必然,适全其自然。此之谓自然之极致。(《原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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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是就“自然”的方面而言。所谓欲,所谓情,都属于“事”。东原提出这个“事”字来,是在说明“仁”的作用。所谓仁,实即“生生”之意。故说:“得乎生生者谓之仁。”“能”,是就“必然”的方面而言。所谓巧,所谓智,所谓觉,都属于“能”。东原提出这个“能”字来,是在说明“智”的作用。所谓智,实即“条理”之意。故说:“得乎条理者谓之智。”“事”,既就生生而言,所以看重一个养字。“能”,既就条理而言,所以看重一个节字。他说:“资以养者存乎事,节于内者存乎能。”他认为天地的事能,就是五行阴阳,他称为天地之德。人的事能,就是仁智,他称为性之德。人的事能,和天地的事能,是本来一致的。不过表现在行动的时候,如果违背了天地之德,就不免陷于“私”与“蔽”,而有伤于仁智。事之失,由于私;能之失,由于蔽。私,是仁的反面;蔽,是智的反面。前者是欲望之失,后者是感觉之失。要两无所失,才能进于神明。东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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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心知而底于神明,以言乎事,则天下归之仁;以言乎能,则天下归之智。(《原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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