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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如其质而见之行事,苟学不足,则失在知,而行因之谬。虽其心无弗忠弗信,而害道多矣。行之差谬不能知之,徒自期于心无愧者,其人忠信而不好学,往往出于此。此可以见学与礼之重矣。(《疏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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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东原的思想,是重“条理”,重“必然”,那么,他的重学重知的思想,是一个当然的结论。不过东原的思想受王船山思想的影响极大。船山对于知行的看法,是偏于重行的一方面。船山说:“故知先行后之说,非所敢信也。”(《思问录》)现在东原重知,岂不正和船山的看法相反?然则船山和东原二人所持的观点,是否冲突,是我们应该注意的第一点。东原反对宋儒甚力,以为宋儒的思想,是借道于老、庄、释氏。但是宋儒大概是重知的,然则东原重知,和宋儒重知,是否相同,是我们应该注意的第二点。这两点不能说明,那么,我们对东原思想体系的研究,不免留着一个很大的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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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以下的宋儒,大都看重“读书穷理”,这种思想,到朱晦庵遂达于顶点。不用说,他们的思想是重知,是偏于求知,与晦庵同时在思想上别树一帜的是陆象山。象山反对读书穷理,主张“明心见性”。这种思想,到王阳明遂达于顶点。阳明虽主张“知行合一”,实际上还是站在重知的立场上,不过程、朱从读书入,陆、王从心性入而已。这种重“知”的思想,到清初便发生极大的反动。王船山出,便直截了当地主张重“行”而不重“知”。清初诸大师,都是民族反抗运动的实际行动者,他们深感到知识的空谈误世,所以欲从“行”以矫正之。这种重“行”的精神,到颜习斋遂达于顶点。故习斋之及门弟子李塨,一方面继承其师之实践的精神,另一方面即有“知先行后”的主张,以补充师说之不及。至戴东原时,则对于知行的看法已渐进于圆满成熟的地步。东原重“知”,船山、习斋重“行”,表面上看似冲突,实际上并不冲突。船山处于宋、明以来那种重“知”的氛围之中,要想打破大家重“知”的成见,非简截地标榜一个“行”不可。习斋便极力说明所以重“行”之意。因为在行动中,才能证实理论,所以他主张“见理于事”。这正是习斋对船山思想一个补充。东原则比习斋又进一步。他认为在行动之先,须有一番正确的认识,才可免于冲动、盲动。这样看来,船山的“知先行后之说,非所敢信也”,和习斋的“见理于事”,以及东原的“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实际上是一贯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地补充发展的。我们应该先有了很正确的理论,然后去行动,在行动里面,来证实我们的理论,来运用我们的理论,来发展我们的理论。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知道:理论只有在行动中,才能证实,离开行动,则无理论之可言。另一方面我们更应当知道:若无理论的准备,则所谓行动,仅为冲动盲动。“知行”的问题,到了清儒手里,才算相当地解决。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问题,是船山开其始,习斋扩大之,而完成之者则为东原。东原和船山,对此问题的解说,不但没有冲突,而且正相发明。至宋、明诸儒重“知”,则与东原迥然大异。因为宋、明诸儒是站在“静”的观点上,清儒则站在“动”的观点上,这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不过清儒所谓知,所谓行,换句话说,所谓实践,仍只是个人的实践,谈不上社会的实践,这也许是历史的车轮决定了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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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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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李石岑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在“中西比较”的框架下梳理中国哲学发展脉络的最早著作之一。全书根据作者1932年在福建省教育厅暑期讲学会上的讲稿整理而成,共分为十讲。第一讲首先从整体上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各个相同历史阶段的主要思想作了详细对比,列举出双方的诸多共通之处。接下来的九讲,作者则选取了中国哲学史上九个最重要的哲学派别分别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同时将西方哲学的相似观点贯串其中。在此基础上,作者又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对各派观点进行了评论,体现出与同时期哲学史著作迥然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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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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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岑(1892—1934),近代哲学家,原名李邦藩,字石岑,湖南醴陵人。20世纪初“西方哲学东渐运动”的主要代表之一。1912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并主办《民铎》杂志,在介绍杜威、柏格森、尼采及罗素等人的思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20年曾和同乡张东荪陪同罗素到湖南讲学。1928年赴德、法等国考察西方哲学,系统研究了西方各派哲学家的主要思想,同时也认真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1930年归国后曾先后任教于大夏大学、复旦大学及暨南大学。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十讲》、《人生哲学》、《希腊三大哲学家》、《哲学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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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十讲 [1]本书中的“论理”作“逻辑”解。此处“论理”疑应为“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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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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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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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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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30117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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