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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圣王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废除这一切。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十九章）又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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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王首先要消除乱天下的一切根源。然后，他就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中说：“我无为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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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无不为。”这是道家的又一个貌似矛盾的说法。《老子》中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道是万物之所以生者。道本身不是一物，所以它不能像万物那样“为”。可是万物都生出来了。所以道无为而无不为。道，让每物做它自己能做的事。照道家说，国君自己应该效法道。他也应该无为，应该让人民自己做他们能做的事。这里有“无为”的另一种含义，后来经过一定的修改，成为法家的重要学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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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只有有限的知识和欲望，他们距离原有的“德”还不远。他们的淳朴和天真，是每个人都应当尽可能保持的特性。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第二十八章）又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第五十五章）由于孩子的生活接近于理想的生活，所以圣王喜欢他的人民都像小孩子。老子说：“圣人皆孩之。”（第四十九章）他“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第六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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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在这里的意思是淳朴和天真。圣人不只希望他的人民愚，而且希望他自己也愚。老子说：“我愚人之心也哉！”（第二十章）道家说的“愚”不是一个缺点，而是一个大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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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圣人的“愚”，果真同孩子的“愚”、普通人的“愚”完全一样吗？圣人的愚是一个自觉的修养过程的结果。它比知识更高；比知识更多，而不是更少。中国有一句成语：大智若愚。圣人的“愚”是大智，不是孩子和普通人的“愚”。后一类的“愚”是自然的产物，而圣人的“愚”则是精神的创造。二者有极大的不同，但是道家似乎在有些地方混淆了二者。在讨论庄子哲学时，这一点就看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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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 第十章 道家第三阶段：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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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约公元前369—约前286），姓庄，名周，可算是先秦最大的道家。他的生平，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很小的蒙国（位于今山东省、河南省交界处）人，在那里过着隐士生活，可是他的思想和著作当时就很出名。《史记》上说：“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生不仕，以快吾志焉。”（《老子韩非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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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 庄子其人和《庄子》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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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与孟子同时，是惠施的朋友，但是今天流传的《庄子》，大概是公元3世纪郭象重编的。郭象是《庄子》的大注释家。所以我们不能肯定《庄子》的哪几篇是庄子本人写的。事实上，《庄子》是一部道家著作的汇编，有些代表道家的第一阶段，有些代表第二阶段，有些代表第三阶段。只有第三阶段高峰的思想，才真正是庄子自己的哲学，就连它们也不会全都是庄子自己写的。因为，虽然庄子的名字可以当做先秦道家最后阶段的代表，但是他的思想体系，则可能是经过他的门人之手，才最后完成。例如，《庄子》有几篇说到公孙龙，公孙龙肯定晚于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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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 获得相对幸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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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第一篇题为“逍遥游”，这篇文章纯粹是一些解人颐的故事。这些故事所含的思想是，获得幸福有不同等级。自由发展我们的自然本性，可以使我们得到一种相对幸福；绝对幸福是通过对事物的自然本性有更高一层的理解而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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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必要条件的第一条是自由发展我们的自然本性，为了实现这一条，必须充分自由发挥我们自然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我们的“德”，“德”是直接从“道”来的。庄子对于道、德的看法同老子的一样。例如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庄子·天地》）所以我们的“德”，就是使我们成为我们者。我们的这个“德”，即自然能力，充分而自由地发挥了，也就是我们的自然本性充分而自由地发展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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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着这种自由发展的观念，庄子做出了何为天、何为人的对比。他说：“天在内，人在外。……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庄子·秋水》）他认为，顺乎天是一切幸福和善的根源，顺乎人是一切痛苦和恶的根源。天指自然，人指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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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的自然本性不同，其自然能力也各不相同。可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在它们充分而自由地发挥其自然能力的时候，它们都是同等的幸福。《逍遥游》里讲了一个大鸟和小鸟的故事。两只鸟的能力完全不一样。大鸟能飞九万里，小鸟从这棵树飞不到那棵树。可是只要它们都做到了它们能做的、爱做的，它们都同样的幸福。所以万物的自然本性没有绝对的同，也不必有绝对的同。《庄子》的《骈拇》篇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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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 政治、社会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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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像这样断长、续短的事，恰恰是“人”尽力而为的事。一切法律、道德、制度、政府的目的，都是立同禁异。那些尽力立同的人，动机也许是完全值得钦佩的。他们发现有些东西对他们有好处，就迫不及待，要别人也有这些东西。可是他们的好心好意，却只有把事情弄得更惨。《庄子》的《至乐》篇有个故事说：“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故先圣不一其能，不同其事。”鲁侯以他认为是最尊荣的方式款待海鸟，的确是好心好意。可是结果与他所期望的恰恰相反。政府和社会把法典强加于个人以同其事，也发生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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