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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既赋我以善性，因此我之成德，乃得于己之内，得于我之所固有，而非向外求之而得者。惟其是得于己之内，故要得则必可得。所以说：“君子无入而不自得。”又说：“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素夷狄，行乎夷狄。”时代环境，尽管有甚多的差别，但处此时代与环境者，则总是一个我，总是一个己。我总是向自己求，则一切时代环境外面变化，可以全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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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求而得之的究是什么呢？所谓自得，不仅是自己得之，同时是得了他一个自己，即得了一个我。试问若得了其他一切，而失了我，那样之得，又有什么意义呢？若我得了财产，我成为一富人。一旦破产了，我又成为一贫人。但贫富虽不同，我仍是我，于我则无所失。若我处安乐，我成为一安乐人，一旦陷入患难，我又成为一患难人。安乐与患难虽不同，我仍是一我，我仍无所失。但试问，所谓我者又究是什么呢？你若说，我是一富人，这不可靠。因你或许一旦会变成一穷人。你若定说你是一富人，一旦穷了，这不是失掉了你了吗？纵使不变穷，死了，财帛珠宝，带不进棺材，你仍是失掉了你。当知人之生，天赋以人之性，因其具有了人性，始成其为人，不能说有了财富安乐，始成其为人。于人之中有我，因我在人性中，又有我自己之个性，才始成为我，不是有了财富而始成为我。但个性又指什么而言呢？如舜是一大孝人，周公亦是一大孝人，孝是一种德性。舜与周公完成此德性，所以舜与周公是孝子。孝子是人生中一品目，一样色，舜与周公则确然成为一个有品有样子的人。但舜与周公，一处贫贱，一处富贵，一处安乐，一处患难，时与境绝不同，可见时境与人生实无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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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孝，我便能得孝，孝是率性，同时是立命。因我要得便可得，故说是立命。而且孝出乎人之天性，我要孝，则只是要孝，孝之外无他求。因此行孝乃当下而即是，现前而具足，报应即刻兑现，所谓心安而理得。如是则孝之德，乃是一种大自由与大自在。此种自由自在，中国人又称之为福。故又称“自求多福”，又常福德兼言。当知只有有德人，才始是有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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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又常重德不重才。因德乃求之己而无不得，因此重德便走向安与平。才则求之外而不必得，因此，重才可以走向危与不平，即乱。重德便有福了，太平了。重才便各向外面去求得，才尽大，他的生活圈，却可反成小，因此小人也可有才，却不能说他可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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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人会说，舜与周公死了，岂不那孝行也完了吗？当知舜与周公虽死，但他们生前，由于他们之孝行而发越出光辉．此种光辉则常存天地间人世间。所谓光辉，须得映照进别人心里，再反射出来，始成是光辉。富人照耀人眼者，是他的财富。财富失去，他便暗然无色了。而且，财富决不是生命，孝行则是生命本身真实的表现。所以获得财富，并非获得了生命。质言之，彼乃以生命去换得了财富。舜与周公，则以孝行获得其生命之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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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许会间，若说孝获得了生命之充实，不孝与贪财，岂不同样也获得了生命之充实吗？但人谁肯自认为不孝与贪财呢？当知不孝与贪财是恶德。所以说是恶德者，因人若不孝与贪财，必深自掩藏，不肯坦白自承认。世尽多不孝与贪财人，但相互间，并不相崇敬。但孝子与疏财仗义人，不仅彼此知相慕敬，即异世人亦慕敬之不衰。世间只闻有孝子感化了不孝子，有疏财仗义人感化了贪财者，绝不闻有不孝子感化了孝子，有贪财人感化了疏财仗义人。此因孝与疏财仗义，乃人类之公心，即人之性。故人心凡具此德，便易声气相通，风义相感召，故称这样的人为大人，说他有光辉，能照耀，能把人世间黑暗也化为光明。至于如不孝与贪财，此乃出自各人个别之私心，即人之欲。既是私心各别，故声气不相通，无所谓风义感召。这样的人，老封闭在自己私心私欲的小圈子内，只称是小人。他没有光辉照耀到外面，外面光辉也照耀不透他的心。在他生时，已是漆黑一团，与外面人生大圈隔绝不通气。他死了即休，哪能说他也获得了生命之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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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具公心公德的人，才是充实了生命，才可供给别人作榜样，我们称他是一个像样人，即有品有德人。只要有人类生存，只要那人生大圈存在，那些像样人，有品有德人，永远把他那样子即品德留在人心与人世间。让我举近代人作一例，如孙中山先生，他也处过贫践，也处过富贵，又处过患难，又处过夷狄，但孙中山毕竟完成了一个孙中山，他已完成了一个大人样子。因他有品有德。今试问，孙中山先生毕生究竟获得了些什么呢？若说他留了名，则寂寞身后事，苟非有得，则身后之名又何足贵。若论他功业，他手创中华民国。他自己临死也曾说：“革命尚未成功”，这也不算有所得。然则他究竟得了些什么呢？我们只能说，孙中山先生成了品，成了德，即成了他那一个人。他那一个人，已投进了人生大圈了。因此他有福了。袁世凯死而有知，必然在侮恨，但孙中山先生则无所悔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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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人生大圈，此语像甚抽象，但却甚具体，甚真实。凡属人生小圈中事，当知皆虚幻不实，当下即成空。一切宗教家，都会指点你认识当下即空的那一套。如说安乐，你可当下否认，安乐何在呢？你这一想，当下安乐即成空。如说贫贱，你仍可当下否认，贫贱何在呢？你这一想，当下贫贱即成空。其他成功失败，一切具如是。凡属小圈人生，具可如是当下否定了。但在人生大圈子里，却有绝不能否定的。如说孝，在我心中真实觉得有此一番孝，在别人心里，也会真实觉得我有此一番孝，那孝便成了品，成了德，无可否认。人生中只有无可否认的，我们才该尽力完成它。也只有无可否认的，才是最易完成的，才是人生之确然有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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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具体说，人生过程，只是要做人，从头到尾，人生只是尽人事，要做人。但做人不能做一抽象人，须做一具体人。若求做一具体人，则必须做成一自己，即我。我之为我，则在我之品德上。孟子说：“彼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他能做一人，我亦能做一人。抽象说，同是一人。具体说，彼是彼，我是我，其间有不同。做人则该做到尽头处。做人做到尽头，还只是在品德上。此即孟子所谓的尽性。尽性便可称完人，所谓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全而归之者是完人，完人也即是圣人了。圣人无他异，只是做成了一个人，即自己，即我。即在我之品德上，确然完成了一人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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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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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再举孟子书中三圣人作例。孟子说：“伊尹，圣之任者也。伯夷，圣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此三人，同样是圣人，因其同样做人做到了尽头，同样有他们各别的个性。三人个性各不同，而其各自完成了一个人样子则同。立德从外面讲，从人生大圈讲，是在创造一人样子。用今语说，是在建立一个人格标准。若我们处在黑暗世，混乱世，污浊世，我们岂不盼望有一人，肯挺身出头来担责任，积极奋斗，多替那世界做些事。伊尹便是那样子的人，而他又能做到尽头处，所以说他是圣之任。在黑暗世，混乱世，污浊世，我们也盼望有人能干净，洁白，皎然出尘，污泥不染，独保其光明。伯夷便是那样子的人，而他也做到了他的尽头处，所以说他是圣之清。在同样世界里，我们同样又盼望有一人，能和平应物，与世无争，对人无隔阂，无分别相，到处不得罪人，而同时又成全了他自己，丝毫无损害。柳下惠便是那样子的人，而柳下惠也做到了柳下惠之尽头处，所以说他是圣之和。今不论是任是清抑是和，在这黑暗混乱污浊的世俗里，一人如此，便救得这一人。人人如此，便救得这世界。他们三人，已做成了异乎人人所能，而又同乎人人所求的三种做人的榜样，即三个伟大的人格来。而且要在此黑暗世混乱世污浊世救己而救人，也逃不出此三榜样。所以说此三圣人者，皆可以为百世师。他们是在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行大道于天下。今天的我们，一切罪恶苦痛，正为缺少了一批能任能清能和的人。我们正该师法伊尹伯夷与柳下惠，来完成我们自己，来救回这世界。此三人则成了三种品，三个格。此下如孟子近似伊尹，庄周近似伯夷，老子近似柳下惠。一切大人物，大概不离此三格。若求更高出的，便只有孔子。孔子乃圣之时者，他能时而任，时而清，时而和，他可以变化不测，样样都像样，所以孔子人格不仅是大而化，又是化而不可知，这真是近乎若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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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便可明白春秋时叔孙豹所谓人生之三不朽。不朽，即如今宗教家所讲的永生。惟宗教上之永生指死后之灵魂言，中国人所谓不朽，乃指人生前之德性与功业及其思想与教训言。但此三不朽，主要还在德性上。德性是以身教，以生命教。他做出一人样子，好让后人取法，为百世师表。试问世上功业哪有比此更大的？又哪有其他言论教训，比此更亲切，更真实的？而在他本身，只完成了他自己，此所谓成己而成物。如有人，获得财富一百万，不仅他自己成了一富翁，而此一百万财富，可以尽人取用，历百千万年，尽人取用他此一百万，尽人成了富翁，而他依然保留得此一百万，分文也不少，那不是神是什么呢？若有这样人，又哪能说人生到头一场空，无所得，一死便完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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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人生一切皆空，惟有立德是不空。立功立言如画龙点睛，还须归宿到立德。德是人生惟一可能的有所得，既是得之己，还能得于人。中国人俗话说，祖宗积德，可以传子孙。我们当知，人类文化演进，究竟也不过是多添一些人样子，多创造出一些理想人，多教人可以走上确有所得的人生之大道。那些事便全是前人积德。德积厚了，人人有德，那时的人世界，便成了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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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样的想法，真是中国人所独有的人生观，也可说是中国人所独创的一种宗教，我们则该称之为人文教。亦可说是一种德性教。我们若把中国人此一观点来衡量世界其他各宗教，耶稣亦是一有德者，释迦亦是一有德者，中国人称高僧为大德。若只就其有德言，则一切宗教，全可不再有此疆彼界之划分。因此在中国思想之德的观念下，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固然是传统相承，诸圣同德。即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又何尝不是诸圣同德呢？此诸圣，在人文大圈内，则一齐融化了。各有品，各有德，集此各品各德，放大光辉，此之谓人文，此之谓文化。人生所得，便是得了此文化。得了此人文之大化。而其基础，则在各人所得之一品一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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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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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说了中国人关于德的观念之大义竟。但我以上所述，多引用了孟子话，因关于此一面，孟子的话，几乎可以代表中国儒家全部的意见。其实道家也极重德，庄老书中德字，较之《论语》《孟子》更多了。而且《庄子》书中也提出许多关于理想人的话，惟庄子不喜称圣人，故改称至人与真人。而在至人真人之上，也同样有神人，那即是人而神，与孟子同一想像。此一种人而神的观念，在道家传统之演进里，变成了后世神仙思想之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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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再说到佛家，南朝生公已竭力主张人皆有佛性，惟其人皆有佛性，故人人皆可成佛，岂不与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说，异途同归吗？但生公所谓之顿悟，还是指其悟于理而言。到唐代禅宗兴起，始单提直指，专言“明心见性”。禅宗之所谓性，乃指一种觉。其实凡所谓得于性，则必然成其为一种觉。此觉，乃一种内在之自觉。若说人生一切空，惟此一种内在之自觉则决不空。由禅宗说来，一旦大彻大悟，觉性当下呈露，即现前具足，立地可成佛。如是则涅盘即在眼前，烦恼世界转瞬成为极乐净土，更何待于出世，更何待于再生？当知此即仍是中国传统思想里之所谓德。得于性而内在具足，再无所待于外，在儒家则成为圣，在道家则成为真，在佛家则成为佛。三宗教法各异，但就其德的一观念而言，则仍是相通合一，不见其有异。子是修行佛法，可以不必再出世，即在尘俗中，一样可正果。于是把原始佛教的出世情绪冲淡了，仍转回到中国传统思想所侧重的那一番内在自觉之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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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中国传统思想里德的一观念，有如是深潜的力量，因此直到宋儒格物穷理一派，如朱熹说：“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那岂不已完成了穷格物理的终极境界了吗？而他还得补一句再说：“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当知此一句，便是指的内在自觉之德了。若有德，则在他自己心下该无不明。若没有了这一德，则外面一切物理，尽使穷格无遗，还是与自己人生无交涉，人生毕竟仍是一场大脱空。试问穷格了物理，人生所得者又何在呢？若说是有所得，则仍必回到肉体人生一切衣食住行种种物质享受上。但那些，如我上面所述，早己为各派宗教所看不起，认为到头一场空。我们若明白得此意，便知宋儒格物穷理之学，毕竟与近代西方科学精神仍不同。而如我上面所说，在中国思想里，科学与宗教可以会通合一之点，也可由此参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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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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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重德，因此更重行。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若说思想，毕竟仅属知一边，好之便开始转到行的方面来，乐之则纯出行的一面，即是所谓德了。人生毕竟重在行，重在德。仅是知，包括不了全人生。而且凭空人哪得会有知？必是行了才有知，而且知了仍须行。知只如夏萤在飞行时那尾巴后梢发的光。所以中国人一向看重行，更胜于看重知。中国古代《尚书》里早说：“知之匪艰，行之维艰。”这是教人须重行。明代王阳明也说：“即知即行，不行仍是未知”，仍是教人去重行。他又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但此所谓知，所指是良知。良知则不求知而早自知。良知即是天所赋予人之性，如是则仍是重在行。最近孙中山先生又说：“知难行易”，他的意思，还是鼓励人去行。如是则在中国社会，便不易产出如西方般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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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家孔德，曾把人类思想分成三阶段，起先是神学的，宗教的。其次是玄想的，哲学的。最后始是实证的，科学的。如照孔德分法，中国思想很早便走上第三阶段，即孔德所谓的实证。于何实证？则只有实证之于行。科学的长处，长在可以随时切断，随处切断，逐步求实证。如演算草，二十二加三十一，尽可分开算。二加一等于三，先把此一节切断，看它对不对。如对了，再算二加三，等于五，又对了，那总数是五十三，再也不会错。当知一切科学，全可如此把来切断，逐步去求证一步对了再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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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求自然真理当如此，研求人生真理，也得该如此。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此可以切断下文，单从这一句求实证。你试且学而时习之，看己心悦不悦，尽不必连看下一句。纵使下一句有错，这一句先可实证确定它不错。然后再及下一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也尽可不连上，不接下，切断看，单去实证它对不对。如有朋自远方来，且看你心乐不乐。待你学养工夫深了，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一句，一样可切断看。遇人不我知，试看我心愠不愠。若我心觉有愠，试问为何生有此一愠，成不成君子？因此孔子这些话，在中国人说来是德言，即所谓有德者之言，此乃由人生实践确有所得了才如此说，不是凭空由思想来。你要明白孔子这三句话，也只有如孔子般，同样去人生实际求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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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人怀疑，中国一向无哲学，甚至说中国没有系统严密的思想。在中国，一些传诵古今的话，只像是格言，零零碎碎，各不相顾，奸像只是些经验谈，又像是平浅，又像是武断，又像是神秘。其实这是中国人把行为实证与语言思想，融合成一片，相顾并进而有此。中国人思想，则务求与体验合一，不让思想一条线单独地直向前，这是中国思想之妥当稳健处。中国人务求把思想与行为交融互化，一以贯之，此乃中国思想一大特点。若以言证言，又以言引言，说了一大套，到头只是一番闲说话，距离人生实际反远了。骤然看，不是没有奇伟深密处，但回头配合到实际人生来，便总有所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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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想，正为好从一条线引申推演到尽头处。如说宇宙何由始，万物何由生，人生终极到底为的是什么？不论宗教家和哲学家，都好在此等处用心思，尽推演，尽引申，未尝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自成了一套理论，但与实际人生则愈离而愈远。而且那一套，又是有头有尾，竟体完密。若说它错了，竟可是通体错。于是只可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不得不从头另再来一套。于是真理是真理，人生是人生。这一派是这一派，那一家是那一家。我们读西洋哲学史，真可说是上天下地，无奇不搜。极斑斓，但也极驳杂。极齐整，但也极破碎。若仅是一哲学家，着书立说，托之空言，还不打紧。若认真要把此某一家所发现主张的真理来确实表现到人生，来强人以必从，又或凭借政治力量来推行实现此真理，这总不免会出大毛病。即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幸而在当时，没有人切实去推行。其病则在从纯思辨纯理智的路上来求真理，真理只在思索上，只在言辩上。不知一切思索言辩，本从人生实际来，而人生实际，则并不从思索与言辩来。纯思维纯理智的路，越走越远，只能说人生中可有此一境，但此一境则走偏了，决不是人生之大全，而且也不是人生主要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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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实际，则彻头彻尾是一个行。在马克思当时，对他资本主义之弊害，亦非无所见。若能见到这里，从这里下手，且把当时所见资本主义之弊害，就人性人道人生实践中，随宜逐步求改变，初看好像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太不彻底了，但如此决不见大毛病。现在则所见只在一点上，由此一点演绎引申，自成一大全体，此一全体，则是纯思维，纯理智的，只成为一个哲学思想的体系。这一套真理，则是一套哲学的真理。由此再回头来，把他那套真理推进实际人生，则早不是那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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