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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期从魏晋时期开始，持续到南朝。这个时期发展出一种叫作玄学的哲学体系。所谓玄学，并没有构造出统一的世界观，而是提倡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主要工具是怀疑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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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汉儒缺乏逻辑，只是通过洗脑的方式让人们去相信一些无法证实的“宇宙真理”，玄学就首先从怀疑这些真理入手，强调首先要将所有的成见清除出人们的思想，再利用逻辑的力量重新构建可以相信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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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的外在表现是对于道家“无”“自然”等观念的推崇，反对执迷于功名利禄，斩断对于官场的留恋。玄学的怀疑精神发展到极致，却导致人们可以推翻一种世界观，无法建立另一种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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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治对哲学的干预，玄学也开始庸俗化，有的人学着用逻辑的方式为政权服务，另一些人则倒向了享乐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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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幸运的是，玄学之后，从印度传入的佛教逐渐接管了思辨一脉，这种更加强调逻辑和辩论的学问使得中国哲学继续远离腐臭的汉儒，于是中国哲学第一周期进入了最后阶段：变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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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异期内，中国实现了三教并存、互相竞争的格局。儒教虽然仍然居于政治的正统地位，但在社会思潮上，却是佛教占据优势。另外，唐代兴起的另一种思潮——实务精神，让只注重灌输的儒教显得无法适应政权的需要。唐代的高官除了文采之外，往往都是治国理政的好手，他们注重具体的政策治理，对于经济的关注也让他们无法在儒教经典中寻找到现成答案。这个变异期，成了中国哲学最活跃，却最不受研究者重视的时期。研究哲学的人都提倡一个统一的架构或者世界观，但这个时期却并不需要统一的架构，让学者感到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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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第二个周期从宋代开始。由于唐代缺乏统一的思想，也造成了另一个弊端：中央帝国显得过于松散。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后，以韩愈为首的文人将社会的散架归结为思想的不统一。到了宋代，文人们再次追求起统一的哲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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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前期仍然继承了唐代的实务精神，但随着王安石将实务精神引向了计划经济，保守主义逐渐获得了政治的同情，并在南宋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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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第二周期的建立期持续到南宋，建立了以朱熹为首的道学体系。道学与汉代儒教的区别在于，汉儒认为所谓的宇宙真理是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而宋代道学则将这个宇宙真理替换成了对“天道”的崇拜，这里的天道已经不是汉代那样的一个拥有意志的天，而是没有意志的客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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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显得更加“客观”，但在道学家眼中，人同样不是人，只是必须强行绑定在天道之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所谓“存天理，灭人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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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期的庸俗期从元代持续到明代前期，随着科举考试将朱熹理论树为正统，道学开始影响人们的方方面面，社会再次失去了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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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随着心学的诞生，中国哲学再次进入了反叛期。人们通过提倡对内心的遵从，来反对那无所不在的天道。没有外在的客观真理，人只需服从内心，这个观点成了反抗的依据。但将客观的天道替换为主观的内心，同样产生了庸俗化的问题，人们以顺应内心为借口坠入了享乐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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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中国哲学再次进入了变异期。这次变异期的特征，仍然是逻辑的力量。清代实学的兴起，让人们不再对那些大道理感兴趣，而是只研究可以证伪、可以逻辑推理的事物。一时间考据学派兴起，人们开始对所有可以观察的东西，不管是一件文物还是一段历史，都放入逻辑的放大镜下一一考察，将那些无法证明的东西排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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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变异期又可以视为是对中国哲学体系的彻底反叛，学者的研究方法已经与西方的科学实证主义极其类似。因此，可以说，虽然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但社会科学到了清代，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工具，并在逐渐改写着中国的历史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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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叙述了两大周期之中政府的格式化、民间的抵抗，以及每一个在哲学史上留下姓名的学者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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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与传统的中国哲学史有两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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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传统哲学史大都以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主要叙述点，而本书则从秦汉统一开始讲起，只叙述大一统时代到来之后的思想流变。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寻找中国哲学的现实意义，由于都处于大一统时代，秦汉时期对现实的影响要比之前更加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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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传统哲学史以罗列每一家的具体观点为主。由于哲学家的许多观点都是类似的，虽然书大都很厚，但大量的篇幅浪费在相同观点的罗列上，读者也无法从中找到思想演化的轨迹。这样的书大都只能当资料查阅，无法让读者获得足够的有效知识。本书则更加注重讲解哲学发展的来龙去脉，让读者可以看到中国哲学如何演化、为什么这么演化，理解政治与哲学互动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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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系列的第一本书《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一样，本书虽然是寻找古代哲学的发展线索，却同样是一本对现代社会充满启发的书籍。当阅读完本书之后，读者在思考问题时，会打开更加广阔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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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第一部 集权洗脑术：政教合一体系的建立（公元前202—公元200年，西汉到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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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汉高祖的皇帝危机（公元前202—公元前1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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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帝国哲学的首要问题是皇帝的合法性。由于依附于政治，中国哲学要解决的是统治问题。如何才能给统治者合法性？皇帝为什么是皇帝？臣民为什么是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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