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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刘邦死后，吕太后不仅担心无法控制朝政，还担心起樊哙、周勃、陈平、灌婴这些忠心耿耿的将领来。吕太后总是想到，在秦朝时，这些将领和刘邦是平等的编户，现在却要对刘邦的儿子称臣，会不会心有不甘而率三十万大军造反？[14]她不敢宣布皇帝的死讯，秘不发丧，阴谋将在外领兵的将领们都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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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郦商听说后，立刻见到替太后出谋划策的审食其，劝说：如果杀掉这几位将军，三十万汉军不仅不会平息，反而会立刻大乱。[15]在审食其入告后，吕太后这才放弃了杀害这些人的企图。这四位将军都属于刘邦的亲信，吕太后尚且如此不信任，不仅表现了执政者阴暗的心态，也看到了汉朝初期风声鹤唳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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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吕太后为什么如此惊恐，连刘邦的亲信都不敢相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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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仍然是：到这时，人们仍然不理解刘邦要建立的中央集权帝国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能回答，为什么刘邦成为皇帝，而其他人必须做臣子？在更多人的心中，仍然怀念着列国时期，对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充满了警惕和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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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太后担心，刘邦死后，会有下一个造反者推翻汉朝统治，将她和她的子孙做成肉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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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时，才能理解人心为什么如此重要。当所有的人都不信任这个制度时，所形成的合力很可能会摧毁它。当一个平民当上皇帝时，所有的人都会问凭什么。只有将皇帝树立成神，当作天赐的，才能避免那些普通人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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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孙通采取了最简单的做法，试图用一系列复杂的礼仪凸显皇帝的威严，并将人们固定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不让他们反抗。但出身于小混混的刘邦不管经过什么样的包装，人们还是认为他不够神圣，没有起到最终的固定作用，反而让人们更加担心和不信任。叔孙通的努力失败了，但是，怎样才能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皇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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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帝国的根本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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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刘邦遇到的问题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最基本问题。从秦代开始，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帝国维持了两千年。可在建立之初，人们会问：为什么皇帝就能将整个天下的土地和人民都据为己有？他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他是皇帝，而不能换成别人？最后一个问题对于开国君主的意义更加重大，因为开国君主最初只是生活在前朝的普通人，只是因缘际会得到了天下，对他知根知底的人不在少数。成为皇帝后，要想证明他理应当皇帝，就必须神化他，但那些熟人却不屑于他装神弄鬼，到底该怎么说服大家他就是皇帝的不二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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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区别也在这里，西方哲学没有受到大一统帝国的束缚，最初要回答的是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宇宙？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世界？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解答，并产生了诸多的流派。而中国哲学首先是依附于政治的，要解决的是统治问题。如何才能给统治者合法性？皇帝为什么是皇帝？臣民为什么是臣民？只有统治问题得到解答后，才会将哲学延伸到其他领域，产生出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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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初，随着刘邦的逝世以及叔孙通代表的儒家的初次失败，另外两个学派又分别进行了尝试，来解决政权（皇帝）合法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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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派出台前，西汉皇族内部的纷争恰好维持住了刘邦政权，没有倒台。这次内部纷争由吕太后引起，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吕太后任命了几位娘家人担任王，包括吕王吕台、梁王吕产、赵王吕禄、燕王吕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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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太后之所以把她的娘家人封王，也是因为如何分封诸侯王还并没有形成固定的规则。虽然刘邦说过“非刘氏不王”，但由于战国时期和汉初的影响，吕后认为将部分国土分封给吕氏是正当的。她本人对于刘邦想建立的中央集权国家也并没有清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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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太后死后，几位吕姓王短暂拥有过颠覆中央政权的权力。[16]然而，对于跟随刘邦的功臣来说，与其选择吕氏，不如继续拥护刘氏。这种想法导致了重臣陈平、周勃等人合谋消灭吕氏，拥护刘氏。这次谋划也导致了生性宽容的汉文帝上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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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上台后，另外两个学派的观点已经占据了汉朝的主流，并影响了汉朝几十年的社会，它们分别是道家和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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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儒家痴迷于利用礼仪将人的行为束缚起来不同，道家和法家都承认刘氏政权并没有必然性，也没有巩固性。人们对于战国时期的记忆过于清晰，不肯轻易接受一个中央集权的庞然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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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和法家相对来说都是务实主义者，他们没有试图从理论上神化皇族，而是寄希望于用现实性来代替编造的理论。他们认为，要想树立刘氏政权的权威，只需要将这个政权维持得足够长久，等那些出生于战国和秦代的老人都死掉时，人们的记忆就会被更迭。如何度过最初的几十年，是一个帝国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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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维持政权的稳定，道家和法家的思路却是截然相反的。道家主张放松社会控制，而法家主张加强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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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对集权政权的实践是从秦朝就开始了的。在商鞅、韩非子等人的影响下，秦朝采取了通过严刑峻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做法，试图利用弹压之术，将人们固定在社会的各个角色之中。当人们适应了新的角色之后，也就承认了新政权的权威。在他们看来，权威来自法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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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制度之外，法家还主张利用一切机会，不择手段地剪除诸侯势力，不管是汉高祖和吕后主导的诛杀异姓王，还是汉景帝时期的削藩，都带着鲜明的法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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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秦朝的灭亡，法家由于过于严苛，已经声名狼藉。而法家主张建立制度，在汉高祖本人看来也并不欣赏。汉高祖本人天马行空，以毁约为常，建立制度除了意味着对民间的限制外，也意味着对皇帝的限制。在汉初，法家虽然屡有应用，却只能处于地下活动，也就是采取法家的政策，却不说自己是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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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法家的代表人物是晁错[18]，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往往在儒术中掺入大量的法家成分，所谓“阳儒阴法”，这种趋势就始于晁错。晁错被人们认为是汉初儒家的代表，他也的确精通儒家经典《尚书》，但同时，他又学习过法家思想，在他提出的政策建议中基本上都采用了法家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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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生活在汉文帝、景帝时期，也是中国大一统之后第一次经济盛世时期。为了巩固汉政权，晁错的提议大都是明快直接、不打哑谜的政策。比如，他也和商鞅等法家人物一样，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而贬低商业（这和黄老之术代表的道家学说正好相反），为了鼓励人们种粮，也同样是为了解决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向边关地区输送军事后勤的问题，他提出富人可以向边关输送粮食，而朝廷给他们封赏一定的爵位，或者免除一定的刑罚。[19]通过这种方式，中央政府筹集了财政需要，就可以为普通人减税。汉文帝采取他的方法，果然在接下来的十三年中没有收取一点农业税，仍然保持了政府的运转和边关的国防。为了解决边关问题，晁错还鼓励人们向边境移民，寓兵于农，积极防御匈奴的攻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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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晁错最著名的主张，则是在汉景帝时期的“削藩”。刘邦废除了同姓王之后，由于制度惯性，汉帝国无法一下子在全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主要是没有这么多的官员储备），只好又任命了一批宗室子弟去函谷关以东地区担任诸侯王。这些同姓诸侯王主要分布在如今的山东、河北、山西、江淮一带，死后可以把国土传给子孙。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王们与皇帝的亲情关系越来越淡漠，他们就成了西汉政权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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