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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地，公孙弘有机会接触到了一本叫作《春秋》的书。这本书由孔子整理，并经过齐地文人的解释，在私下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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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文人中，有一位最著名的叫作胡毋生，此人曾经在汉景帝的手下当过博士，老来回到齐地传授学问。[3]胡毋生的学问是从一位叫作公羊寿的人那儿口对口学来的，而公羊寿的学问得自于家传，他的祖先公羊高是子夏的弟子，而子夏又是孔子的嫡传弟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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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毋生之前，公羊家族传颂的《春秋》是靠口口相传来延续的，胡毋生第一次把它变成了文字，记在了竹简上。记载的方式是这样的：首先，孔子整理的《春秋》被称为“经”，由于经文写得过于简略，不解释就不容易懂，人们如果直接读春秋经，就像现代人读古文一样云里雾里，所以，公羊家族的人会对经文进行一定的解释，这些解释被称为“传”。由于胡毋生的“传”是公羊家族流传下来的，所以他写出的解释就被称为《春秋公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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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师从胡毋生之后，将《春秋公羊传》背得滚瓜烂熟，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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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他六十岁，终于等到一个机会。当年，年幼的汉武帝新上台不久，执政的窦太后决定从地方上征召一批有学问的人。当地官员把老头子公孙弘也举荐了上去，白发苍苍的他第一次踏出故乡，去了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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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的窦太后没有嫌他老，授予他博士的头衔。他的第一项差事就是出使匈奴，然而，事实证明，这个放猪的老头子虽然背了一本书，却缺乏处理实务的能力，他搞砸了使命，被太后免了职，打道回府——他向着一事无成地死去又迈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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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后，窦太后已经死去，汉武帝开始了亲政。他再次下诏征集儒家人才，地方官员再次将公孙弘上报。公孙弘已经心灰意懒，不想再去碰运气，但还是被劝说着上路。到了首都，负责选拔的太常也看不起他，在策问时给他评了个下等。随后，这样的成绩送给汉武帝过目，谁知汉武帝却出乎大臣们的意料，立刻被这个年近七十的老头子迷住了，不仅大大赞赏一番，还将他留下伺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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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公孙弘的提升进入了快车道，从金马门待诏，到左内史，直至御史大夫、丞相，以八十岁的高龄死在了丞相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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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吃过一次亏，公孙弘对于自己的学问知根知底，他变得谦恭多礼，做事首先把私人态度藏起来。当皇帝询问时，哪怕有不同意见，最终也总是无条件支持皇帝。大臣们对他的首鼠两端感到不满，他就用谦恭的态度笼络住下级，再偷偷地排挤那些比他学问大、能力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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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学习《春秋公羊传》的人中，他的师弟董仲舒的成就远胜于他，于是他就把董仲舒送到胶西国去当国相，原因是胶西国的国君刘端以残暴出名，当他的手下很可能不知什么时候就挂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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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编撰《淮南子》出名的淮南王刘安喜欢道术，杂以百家，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而公孙弘只会背诵一本《春秋公羊传》，对于意思还老是吃不透。但他感觉到皇帝担心这位堂叔的权威，开始着手调查淮南王谋反的迹象，为事后汉武帝查办淮南王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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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孙弘办理的荒唐事中，最荒谬的要算两个案子：其一，当时的名臣主父偃曾经担任齐厉王的国相，由于齐厉王与姐姐通奸，主父偃对他晓之以理，齐王却担忧主父偃是汉武帝派来查办他的，自杀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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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本来与主父偃无关，但公孙弘却认为，根据《春秋公羊传》的精神，有一条原则叫作“诛首恶”，一件事情哪怕不是他干的，但是因他而起，他就是首恶。如果主父偃不劝说齐王，齐王就不会自杀，所以主父偃就是首恶。公孙弘以这样的借口杀掉了主父偃，并灭掉了他的家族。这件事也开启了滥杀的先河，汉代的法律由此可以不根据人的行为来断案，而是根据事情的后果，甚至可以牵连到无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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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事与一位叫作郭解的游侠有关。游侠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产物，他们游历在各个国家，不依附于任何政权，不属于任何已有的社会等级，独立于现有的体制。随着汉代大一统的到来，产生游侠的土壤中断了，他们成了集权政府的敌人，被消灭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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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惯了现代武侠小说的人都会对侠客赞不绝口。郭解就是实际存在过的侠客，他年轻时曾经杀人作恶，遇到大赦，之后痛改前非。他在乡里甘居贫困，却又仗义执言，聚集了大批仰慕他高义的人前来。他虽然只是布衣，在家乡却比官员都有威望，调解人们的矛盾，维持社会正义，不作恶，不杀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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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郭解这样的人却是集权政府最怕的，担心他成为政权的竞争者。汉武帝在建立他的陵墓茂陵时，从郭解的家乡迁移了一批富户到茂陵居住，郭解由于家贫，并不在被移民之列，但有人故意将他列入了名单。随后，一批官员纷纷请愿说他不应该被迁移。事情传到了汉武帝耳中，武帝大怒，坚持把他迁移了。因为这件事情，有人替郭解打抱不平，查出将郭解列入名单的是本地人杨季主当官的儿子，于是将其儿子和杨季主先后杀死。另外，在一次打抱不平的事件中，另一个郭解的支持者把骂郭解的一个人杀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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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两件事郭解并不知情，也绝不赞成人们互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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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府将郭解抓住后，经过调查，仍然没有办法判他的刑，因为他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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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郭解就要再次被释放。这时公孙弘充分了解皇帝对于游侠的恐惧，他出面的时候到了。公孙弘拿出《春秋公羊传》一查，表示：根据“诛首恶”原则，郭解作为平民百姓却总想做官府的事情，导致人们因为他而杀人。郭解虽然不知情，但这比知情更加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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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解最终死于公孙弘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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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案子典型地反映了汉代所谓的《春秋》决狱，即根据《春秋》的精神来断案。在公孙弘时代，由于人们只通过《公羊传》了解《春秋》，所谓利用《春秋》精神，就是利用《公羊传》被歪曲的解释来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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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决狱中，汉代经常使用的原则除了“诛首恶”之外，还有“责知诛率”[6]“原心定罪”[7]等。人们只要知情不报，就与犯罪者同罪，由于怕人们结社，领头的人必定诛杀。而在断案时也不看结果，而是根据人们的意图定罪，只要意图是恶的，哪怕没有引起后果，也要重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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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时代，正是《春秋》决狱兴起的时期，大量的冤假错案被制造了出来。而他本人的飞黄腾达，也反映了汉代儒教兴起时期的混乱现实。一个毫无实际经验的人凭借一本书当上了丞相，并轻率地行使着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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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心头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答：为什么汉武帝会这么喜欢他，他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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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提到汉武帝时期儒教的兴起，以及公孙弘学习的那本《春秋公羊传》如何成了汉代的“客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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