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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诗》四家，他们依据的经文都是孔子的《诗经》，虽然由于流传的关系，在文字上也有些微的区别，但真正不同的只是他们对经文的翻译和解读。就像现代人分别翻译《诗经》，出了数个版本一样。这些版本有的注重直译，有的注重含义，有的还存在大量的误读，有的更可能只是借《诗经》的题，随意发挥。在汉代，每一个版本都有人追随，并将各自的不同放大开来，形成了门派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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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由于用于占卜，秦朝时并没有被焚毁，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易经》也有不少传承人，最著名的是齐地的田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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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秦火之后，人们以为《尚书》彻底失传了。但后来发现有一个叫作伏胜的鲁国人保存了半部《尚书》。当初秦国官员来搜剿书籍时，伏胜在匆忙之间将一部《尚书》藏在了墙壁内。经过了楚汉战争的混乱，伏胜回到位于济南的家乡，发现房屋已坏，他连忙查看藏书的墙壁，从中清理出二十九篇残卷。后世所使用的就是这部残缺的《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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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礼经》，也损毁得非常严重。西汉时期，一位叫作高唐伯的鲁人传下了一部《士礼》，这可能只是孔子所用教材中最不起眼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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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士礼》只是一部流程指南。如果一个厨师要写一份菜谱，他会对每一道菜注明材料的分量、调料以及用火，先放什么，再放什么。《士礼》则记载了各种士人在各种礼仪场合应该做什么，流程应该如何进行。它不做解释，只写流程，现代术语称之为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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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没有其他更好的著作来替代，这部脚本就被人们奉为经典，改名为《仪礼》，也称《礼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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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的教学体系中，《春秋》虽然是最简单的，却是学习最广泛的学问之一。但《春秋》所流传的情况也出现了混乱。按照班固的记载，传习《春秋》的一共五家，但只有三家（《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流传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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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中，以《春秋左氏传》写得最好。剩下的两传如同现代的教书先生，逐字逐句地向读者解释难点、段落大意，或者背后隐藏的义理，枯燥无趣，只有左氏传像写故事一样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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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春秋》经文写得过于晦涩，在汉代已经需要人讲解才能看懂。《左氏传》采取的讲解方式是：既然经文太简略，讲解时就将经文丰富起来，讲成情文并茂的小故事，读者自然就理解了经文的意思。而《公羊传》和《谷梁传》却总是相信《春秋》除了是历史之外，实际上隐含了各种各样的人间至理、微言大义，他们不断地琢磨着词句，寻找语言背后的意思，就如同看人先看屁股，结果发挥来发挥去，反而失去了对“真”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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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武帝时期，《左氏传》由于流传不广，人们知之甚少，而《谷梁传》也缺乏有力官员的支持，无人问津，只有《春秋公羊传》突然间暴得大名，成为西汉王朝前期最著名的书籍。再加上五经之中，以《春秋》最为基础，最后《公羊传》就代表了人们普遍认知的儒家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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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公羊传》如此受重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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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丘变公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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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谈到汉初的哲学思想时，常常会举例当时编撰的《礼记》《淮南子》等书，以及贾谊、董仲舒等人，很少会想到《春秋公羊传》，但实际上，《公羊传》才是汉初影响最大的哲学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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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是哲学书籍，并不完全准确，实际上它只是《春秋》的注释。比如，《春秋》经文记载于鲁隐公元年，第一句就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就会逐字逐句不厌其烦地作解释：“元年”是哪一年？是鲁隐公即位的那一年。“春”是什么？是一年的开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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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一部注释书为什么成了汉代哲学的基础呢？原因在于，这本书的作者相信，孔子编撰的《春秋》中每一个字都隐藏着人世间的道理，所谓“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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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以开篇第一句话为例，其中有三个字“王正月”，什么是王正月？其实就是正月，也就是鲁隐公元年的十一月（周朝以十一月为正月）。但是为什么要在正月前面加一个“王”字呢？《公羊传》考证说，这里的“王”指的是周朝的开国君主周文王，“王正月”表示这个正月的规定是周文王当年制定的，之所以要在书的开头提一下周王，是表示虽然《春秋》是以鲁国的视角来记录历史的，但天下只有一个王就是周王，要尊重周朝的“大一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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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的提出，表现了《公羊传》对集权政治的迷恋，到底这个观念是最初子夏讲给公羊氏的，还是到了汉代由人根据皇帝的喜好攒入的，则无法考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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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羊传》的最后，也能看出作者的意图。在《春秋》经文已经结束后，《公羊传》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它先总结为什么这部书始于鲁隐公，结束于鲁哀公十四年，认为始于鲁隐公，是因为鲁隐公时期的历史是孔子的祖父辈所能了解到的，再往前就不可靠了；结束于鲁哀公，是因为到这时，已经把所有的大道理和规律都说到了，再往下记载只是规律的重复而已。接着总结孔子为什么写这本书，是因为孔子要通过书籍来“拨乱反正”，给后世提供样本。而他写《春秋》，就是为了给后世的皇帝们提供治理样本，学习治国之道。[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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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的解释，《春秋》就已经不再是一本历史书，而变成了一本包罗了所有政治智慧的政治百科全书。公羊学者们认为，《春秋》是孔子借历史阐述天下公理的一本圣书，具有如同《圣经》和《古兰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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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在的眼光看，公羊学者们之所以把这本书捧这么高，是因为他们接触不到别的书，一辈子只能玩味这一本书，自然越玩味越觉得它高明，到最后就将它神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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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公羊学者的神化不仅没有受到当时人们的嘲笑，反而有了更多的信徒，就连汉朝的皇帝也需要它。皇帝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所提出的“政治智慧”几乎全部是皇帝最需要的。汉代皇帝最焦急的莫过于自己的正统地位，而《公羊传》许多似是而非的话中似乎提供了一条路径，来表明“尊王”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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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羊传》中几个比较著名的观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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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孔子写《春秋》是为了拥护天子，贯穿了大一统思想，也是在为战国之后的统一做准备。西汉的集权帝国不再被认为是刘邦偶然聚合起来的产物，反而被认为是圣人有计划促进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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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春秋公羊传》提到了历史“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不同的划分。所谓所见，指的是作者亲自经历的时代；所闻，指的是更早的一个时代，作者能够从亲历者口中直接获得材料；所传闻又比所闻更早，是指亲历者又传了几代，最终才汇集到作者手中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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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董仲舒手中，将“所见”“所闻”“所传闻”分成了具体的几个时代。《春秋》一共记载了十二位国君，其中前五个国君是“所传闻世”，中间四个国君是“所闻世”，后三个国君是“所见世”。[15]到了东汉的何休时期，又把这三世杂以阴阳五行轮回之说，当成是“乱世—升平—太平”三世，对应于所传闻、所闻、所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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