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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在的眼光看，公羊学者们之所以把这本书捧这么高，是因为他们接触不到别的书，一辈子只能玩味这一本书，自然越玩味越觉得它高明，到最后就将它神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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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公羊学者的神化不仅没有受到当时人们的嘲笑，反而有了更多的信徒，就连汉朝的皇帝也需要它。皇帝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所提出的“政治智慧”几乎全部是皇帝最需要的。汉代皇帝最焦急的莫过于自己的正统地位，而《公羊传》许多似是而非的话中似乎提供了一条路径，来表明“尊王”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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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羊传》中几个比较著名的观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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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孔子写《春秋》是为了拥护天子，贯穿了大一统思想，也是在为战国之后的统一做准备。西汉的集权帝国不再被认为是刘邦偶然聚合起来的产物，反而被认为是圣人有计划促进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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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春秋公羊传》提到了历史“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不同的划分。所谓所见，指的是作者亲自经历的时代；所闻，指的是更早的一个时代，作者能够从亲历者口中直接获得材料；所传闻又比所闻更早，是指亲历者又传了几代，最终才汇集到作者手中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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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董仲舒手中，将“所见”“所闻”“所传闻”分成了具体的几个时代。《春秋》一共记载了十二位国君，其中前五个国君是“所传闻世”，中间四个国君是“所闻世”，后三个国君是“所见世”。[15]到了东汉的何休时期，又把这三世杂以阴阳五行轮回之说，当成是“乱世—升平—太平”三世，对应于所传闻、所闻、所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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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从《公羊传》的含混说法，就变成了有名的三世说，而且越到近来越是太平，这种进化论的思想与大部分人对古代的崇敬不同，实际上是为了给皇帝贴金，却让皇帝更加喜欢《公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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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说到东汉才正式形成，但在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口中，已经明显暗示了这样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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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于公羊学者相信书里隐藏着大量的“微言大义”，结果汉代人就把这些微言大义引入了法律系统，成为断案的一部分。比如，在本章开头公孙弘就善于利用《春秋》来断案，但公孙弘所使用的所谓《春秋》，实际上就是《春秋公羊传》。当《公羊传》被引入实用领域之后，它的地位就越发不可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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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公羊学者们就把《春秋》这样一本历史书，利用阐释的力量，变成了一本无所不包的“圣书”。至于怎么阐释，由于《春秋》过于晦涩，而《公羊传》也不算清晰，留下了大量的自由裁量权，不过这个裁量权不属于普通人，只属于皇帝和他的亲信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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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公羊传》由于经过多年的口头流传，早已经不能代表真正的《春秋》，而是充满了讹误和模糊，变成了一个四不像的东西：非孔、非古、非史、非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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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传》流行的时间大约在汉景帝时期，景帝时期是一个多种思想交锋的时期。这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仍是窦太后坚持的黄老之术，但大臣中间已经很多人开始成了《公羊传》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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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时期，皇帝就提拔了倾向于儒家的卫绾担任了丞相。到了武帝初期，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更是引入了大批的儒党占据了高位，甚至有人提出让年老的窦太后退居后宫，不再参与政事，引得窦太后大怒，做了最后一次反击，贬斥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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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已经是最后一次回光返照，随后以《公羊传》为代表的新儒家学说，借着孔子的外壳，开始为皇帝服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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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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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传》之所以成为官方学问，除了它本身理论上赞成大一统，又持政治进化论观点，同时很容易被皇帝扩展用来为自己服务之外，更重要的是几位学习公羊学的大臣极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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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羊传》由胡毋生传给公孙弘之时，在赵地，另一位学者董仲舒也不知从什么途径接触到了《公羊传》[17]。公孙弘和董仲舒就成了将《公羊传》引入朝廷的最得力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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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公孙弘不同，董仲舒更加重视理论化工作。他敏锐地感觉到，《公羊传》虽然很适合给皇帝寻找合法性，但是《公羊传》的文字里并没有直接说汉代皇帝就是合法的，只是人们根据它的意思引申而来的。要想让汉代皇帝彻底合法化，必须去写一本当代的新书，专门为皇帝服务。而这，就是他要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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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公孙弘等人借助《公羊传》找到了一条将皇帝合法化的路径，而董仲舒则把这条路走了下去，走到了终点。他要从理论上将皇帝神化，将皇帝与天等同。从此以后，反对皇帝，就是反对天。这就是“天人合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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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观点大都记载在他的几篇奏章和一本著作之中，最重要的是那本著作《春秋繁露》。所谓繁露，指的是皇帝冠冕上的珠串，《春秋繁露》，实际上就是“春秋杂谈”的更文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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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翻看这本书，第一感觉是，这是一本读后感，是董仲舒读完《春秋公羊传》之后的感想和总结。作者一开始是想紧贴着《春秋》去写，像《公羊传》一样注释一遍《春秋》，但写着写着，就慢慢地变成了随意漫谈，东一扫帚西一耙子，零零散散围绕着他自己的“大同社会”谈开，既包括读后感，也有各种礼仪的操作性规定，如同一本杂集，由于缺乏统一主题，只好起个名字叫作《春秋繁露（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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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文笔也缺乏同时代司马迁、司马相如等人的文采，显得晦涩和干干巴巴的，如果不是它的影响力，这只是一部三流书籍。汉朝之后，这本书的影响力也并不大，甚至在选择经典时，人们也往往不会想到它。但就是这本书，却是汉代人认为的最经典著作，远在司马迁的《史记》之上，它代表了儒教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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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儒教，指的是以儒家思想为招牌建立的宗教式体系。这个体系已经不再如同孔子一样，只对人类社会感兴趣，而是试图解释从宇宙天地，到人体发肤，再到社会政治的一切学问，并试图寻找终极真理，再用这个真理束缚住人们的行为，让人们幸福地生活在真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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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宗教体系中，一是要寻找真理，二是要用真理来强迫人们幸福地生活，这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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