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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见《汉书·淮南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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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淮南子·主术训》：“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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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反映在《史记·平准书》中，这一篇章超越了时代，即便在两千年之后的今天看，仍然不落伍，甚至超乎许多当代经济学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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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关于汉武帝财政改革的情况，可参考本书作者的另一部作品《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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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参考《史记·酷吏列传》，汉代酷吏一半以上产生于汉武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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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第三章 汉代圈养的知识圈（公元前87—公元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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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对中国政治的改造主要在于教育：一方面，皇帝设立了五经博士，将其他学派排斥在外；另一方面，设立了只传授儒教知识的官方教育机构。垄断教育的结果是，人们从此只能接触到儒教学说，其他政治哲学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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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树立儒教为正统思想，是为了利用它来维持统治。但武帝之后，作为最高官员的丞相职位被儒教知识分子垄断，就已经不是皇帝控制儒教，而是儒教裹挟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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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时期的酷吏张汤学会了用儒经（特别是《春秋公羊传》）来指导法律进行审判，对法律的侵蚀，让儒教更成了社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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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儒教对教育系统的控制，学术门阀出现了。大量的儒生只会背诵老师的只言片语，不同学派之间为了争夺对政权的控制，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汉代政治进入了一个书呆子横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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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对社会的破坏作用，还反映在对谶纬、灾异、祥瑞的态度上。汉代的人们相信天人合一，认为老天爷会通过一定的灾异或者祥瑞来彰显自己的意志，或者通过书籍上一些模棱两可的文字来预示未来，汉代成了荒诞不经预言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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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历史时，汉昭帝和宣帝时期的几个书呆子让人哑然失笑。这些书呆子身居高位，却缺乏实务经验，满脑子经书和圣人，闹出了不少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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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书呆子是汉昭帝时期的学者眭弘[1]，这人年轻时是个浪荡子弟，斗鸡走马，后来学了一点《春秋公羊传》，因为通晓一经，当上了议郎，后来调升符节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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眭弘的一生不足道也，他之所以被历史记住，只是因为那一件让他丢了性命的事情。眭弘生活于汉昭帝时期，此时人们已经普遍相信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以及《公羊传》里的“微言大义”。从此之后，老天爷对人类突然间开始关心起来，各地都纷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灾异。在泰山就出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灾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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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公元前78年（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在泰山和莱芜山南面突然出现了巨大的声响，如同数千人在吵嚷，当地人看到有大石头自己立了起来，高一丈五尺，有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底部有三块石头为足。石头立起后，有数千只白乌鸦围绕在石头旁。在昌邑还有一段枯社木复活了。在长安的上林苑中，也有一棵大柳树出现了异常，本来这棵柳树已经断掉卧倒在地上枯萎了，这一天突然间自己立了起来，复活了。柳树上还有虫子吃树叶，形成了几个字：“公孙病已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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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复杂的灾异现象已经很难考证。所谓大石头自立，可能是陨石，也可能是地震导致的山上落石；至于树木死而复生，可能是所谓的树木“假死”现象。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当时人们相信灾异说，将一般现象夸大了，以讹传讹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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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事件传到眭弘耳中，由于他学过最先进的学问，立刻意识到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他根据“春秋精神”分析道：石头和柳树都是阴类，是下民的象征（根据董仲舒的理论，阴阳之中，阴代表了恶、坏、下等）；泰山是岱宗中最高的山，每次改朝换代，皇帝都要到这里来祭祀（同样出自董仲舒的祭祀理论）；大石头自立，死了的柳树复活，这不是人力所为，而是改朝换代的迹象，表明有个下等人要做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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眭弘立刻找当内官的朋友把意见上报皇帝，他的意见是：先师董仲舒认为，如果圣人要降生，现在的皇帝就必须让位。皇帝应当寻找到这个贤人，把帝位禅让给他来顺应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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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汉昭帝还小，这封信送到了当时掌权的大将军霍光手中，霍光一听，竟然有人正经八百要终结汉家天下，大怒之下，将上书的眭弘和他的朋友全部问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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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书袋的眭弘丢掉了性命，却因为这件事被记入了史册，可谓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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眭弘并不是孤例。武帝之后的西汉，是中国书呆子最多最猖獗的时期，他们手里拿一本《春秋公羊传》，再配备一两本谶纬书籍，就可以四处寻找灾异和祥瑞了，不管出了什么事，都会先在书里查找一番，看有没有现成的解释，如果没有现成的，就透过字面寻找蛛丝马迹，自信地做出风马牛不相及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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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辈子的运道就来自书中那些晦涩的语言，吃饭穿衣、娶妻生子都靠它，并对书本深信不疑，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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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眭弘稍后的是大臣盖宽饶。[2]在宣帝时期，由于儒术过盛，人人高谈阔论却没有人做实务，宣帝试图加入一定的法家色彩来治理国家。由于外朝的人们都抠书本看“天人合一”去了，没有人干活儿，宣帝只好选择宦官来负责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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