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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书呆子是汉昭帝时期的学者眭弘[1]，这人年轻时是个浪荡子弟，斗鸡走马，后来学了一点《春秋公羊传》，因为通晓一经，当上了议郎，后来调升符节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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眭弘的一生不足道也，他之所以被历史记住，只是因为那一件让他丢了性命的事情。眭弘生活于汉昭帝时期，此时人们已经普遍相信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以及《公羊传》里的“微言大义”。从此之后，老天爷对人类突然间开始关心起来，各地都纷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灾异。在泰山就出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灾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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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公元前78年（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在泰山和莱芜山南面突然出现了巨大的声响，如同数千人在吵嚷，当地人看到有大石头自己立了起来，高一丈五尺，有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底部有三块石头为足。石头立起后，有数千只白乌鸦围绕在石头旁。在昌邑还有一段枯社木复活了。在长安的上林苑中，也有一棵大柳树出现了异常，本来这棵柳树已经断掉卧倒在地上枯萎了，这一天突然间自己立了起来，复活了。柳树上还有虫子吃树叶，形成了几个字：“公孙病已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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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复杂的灾异现象已经很难考证。所谓大石头自立，可能是陨石，也可能是地震导致的山上落石；至于树木死而复生，可能是所谓的树木“假死”现象。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当时人们相信灾异说，将一般现象夸大了，以讹传讹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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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事件传到眭弘耳中，由于他学过最先进的学问，立刻意识到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他根据“春秋精神”分析道：石头和柳树都是阴类，是下民的象征（根据董仲舒的理论，阴阳之中，阴代表了恶、坏、下等）；泰山是岱宗中最高的山，每次改朝换代，皇帝都要到这里来祭祀（同样出自董仲舒的祭祀理论）；大石头自立，死了的柳树复活，这不是人力所为，而是改朝换代的迹象，表明有个下等人要做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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眭弘立刻找当内官的朋友把意见上报皇帝，他的意见是：先师董仲舒认为，如果圣人要降生，现在的皇帝就必须让位。皇帝应当寻找到这个贤人，把帝位禅让给他来顺应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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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汉昭帝还小，这封信送到了当时掌权的大将军霍光手中，霍光一听，竟然有人正经八百要终结汉家天下，大怒之下，将上书的眭弘和他的朋友全部问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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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书袋的眭弘丢掉了性命，却因为这件事被记入了史册，可谓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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眭弘并不是孤例。武帝之后的西汉，是中国书呆子最多最猖獗的时期，他们手里拿一本《春秋公羊传》，再配备一两本谶纬书籍，就可以四处寻找灾异和祥瑞了，不管出了什么事，都会先在书里查找一番，看有没有现成的解释，如果没有现成的，就透过字面寻找蛛丝马迹，自信地做出风马牛不相及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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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辈子的运道就来自书中那些晦涩的语言，吃饭穿衣、娶妻生子都靠它，并对书本深信不疑，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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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眭弘稍后的是大臣盖宽饶。[2]在宣帝时期，由于儒术过盛，人人高谈阔论却没有人做实务，宣帝试图加入一定的法家色彩来治理国家。由于外朝的人们都抠书本看“天人合一”去了，没有人干活儿，宣帝只好选择宦官来负责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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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的做法受到了盖宽饶的阻挠，他明着批宣帝重用宦官，暗里怨恨宣帝采取法治而不是儒治。他说：当今圣道已经被废弛，儒术不行，竟然以宦官这样的刑余之人当周公和召公使用，以法律来代替《诗》《书》治理国家，这怎么能行！他引用儒教经典《韩氏易传》说：五帝时候是官天下，三王（夏商周）时代才变成了家天下。家天下是传给子孙的，官天下是传给贤人的。就像春夏秋冬四季更迭，功成之后就退居幕后，没有那把刷子，就不要身居高位，陛下你应该学习五帝，赶快寻找贤人让位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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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说盖宽饶让自己退位让贤，宣帝立刻大怒，盖宽饶不得不自杀，才了结了这场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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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当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了给政权提供合法性，但独尊儒术之后培养出来的大量书呆子却成了精，他们对于实际的政治运作一无所知，以公孙弘为榜样一门心思往上爬。爬到高位后，他们的无知和迂腐却腐蚀起政权基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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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中后期，也是官方大批圈养知识分子的时期，这些知识分子以五经为武装，“天人合一”“天降灾异”是他们的主要依据，一个个以为窥得了天机，占据了西汉后期的政治舞台。他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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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准研究儒教之外的其他学问，善于斗争的他们在儒教内部分立了许多派别，构成了多家学术门阀。门阀的弟子们互相诋毁，又各自吹捧，还共同防止自己的官方资源被局外人所抢夺。西汉中后期，不管是经济，还是学术、科学，都无法再取得进步，就和这些学术门阀控制了官员的晋升渠道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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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某些学术机构中门阀并立，不做真实研究，却发明理论维稳民间。他们没有想到，在西汉时代，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并导致了一代帝国的死气沉沉，走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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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太学和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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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元朔五年），刚刚担任丞相的公孙弘上奏一本，要求建立官方的教学机构——太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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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认为，为了提高人们的教化，惩善扬恶，必须将读书与人们的官运结合起来，有意识去培养民间聪明的孩子读书，等他们学成之后，再提拔到官僚岗位之中，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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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提议开创了中国中央集权帝国的教育先河，也将儒教成功地灌输进社会的骨髓之中。在汉初，官员大都是跟随皇帝打天下的人，以及功臣的后代，还有一部分来自皇帝和诸侯们的宠臣。这时，政府与民间缺乏必要的孔道，无法让民间的优秀分子进入政府。时间长了，就会产生政府的圈子化和固化，与民间分离，引起巨大的民怨。公孙弘提议开办官方学校，培养人才，的确是解决阶层固化的好办法。但是，他的方法同时也是控制社会思维的好方法，只要控制了学者们的教学内容，就可以控制读书人的思想。当读书人当官之后，会将他所学的东西再灌输给全社会。而年轻人知道学什么才能当官后，对其他的内容也不再感兴趣了，整个社会也就进入了思想格式化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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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孙弘之前，汉武帝初期，就已经有人不断地提醒汉武帝，只有把儒教人才和政权打通，才能完成用儒教武装所有人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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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刚当上皇帝那一年，偏向儒家的丞相卫绾就向皇帝介绍了大批的儒家知识分子。当时信奉黄老之术的窦太后还没有死，找个错把卫绾杀掉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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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儒教势力正在逐渐掌控局势。窦太后死前一年的公元前136年（建元五年），儒家的支持者就已经在朝廷设立了五经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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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并非汉朝才有，秦朝就曾经设立了数十个博士。所谓博士，就是掌通古今，为皇帝提出参考意见的人才，相当于现代的智囊。他们职位不高，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这个职位是专门为读书人而设的。汉初则把这个职位保留了下来。在秦朝和汉初，博士对一切哲学学派开放，并没有门户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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