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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太学和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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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元朔五年），刚刚担任丞相的公孙弘上奏一本，要求建立官方的教学机构——太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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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认为，为了提高人们的教化，惩善扬恶，必须将读书与人们的官运结合起来，有意识去培养民间聪明的孩子读书，等他们学成之后，再提拔到官僚岗位之中，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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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提议开创了中国中央集权帝国的教育先河，也将儒教成功地灌输进社会的骨髓之中。在汉初，官员大都是跟随皇帝打天下的人，以及功臣的后代，还有一部分来自皇帝和诸侯们的宠臣。这时，政府与民间缺乏必要的孔道，无法让民间的优秀分子进入政府。时间长了，就会产生政府的圈子化和固化，与民间分离，引起巨大的民怨。公孙弘提议开办官方学校，培养人才，的确是解决阶层固化的好办法。但是，他的方法同时也是控制社会思维的好方法，只要控制了学者们的教学内容，就可以控制读书人的思想。当读书人当官之后，会将他所学的东西再灌输给全社会。而年轻人知道学什么才能当官后，对其他的内容也不再感兴趣了，整个社会也就进入了思想格式化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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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孙弘之前，汉武帝初期，就已经有人不断地提醒汉武帝，只有把儒教人才和政权打通，才能完成用儒教武装所有人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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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刚当上皇帝那一年，偏向儒家的丞相卫绾就向皇帝介绍了大批的儒家知识分子。当时信奉黄老之术的窦太后还没有死，找个错把卫绾杀掉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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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儒教势力正在逐渐掌控局势。窦太后死前一年的公元前136年（建元五年），儒家的支持者就已经在朝廷设立了五经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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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并非汉朝才有，秦朝就曾经设立了数十个博士。所谓博士，就是掌通古今，为皇帝提出参考意见的人才，相当于现代的智囊。他们职位不高，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这个职位是专门为读书人而设的。汉初则把这个职位保留了下来。在秦朝和汉初，博士对一切哲学学派开放，并没有门户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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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和景帝时期，《书经》《春秋》和《诗经》已经有了博士点。不过，当时人们看重的并不是这些书籍是儒家经典，而是把它们当作历史和文学作品。《书经》和《春秋》中保留了不少历史资料，在缺乏书籍的汉初，皇帝自然要对它们表现出尊重，而《诗经》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历史资料，其中的每一首诗歌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反映了古人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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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武帝时期，《仪礼》和《易经》也设立了博士点，到此刻，儒家的五经都已经有了博士点。董仲舒创立儒教时期，劝说汉武帝将其他学派的博士点废除，就形成了五经博士统揽天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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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五经博士，并不是一个人要通晓五本经典，而是每个人只要能背诵一本就足够了。即便能够通晓五经，也不会受到欢迎，这等于抢了别家博士的饭碗，让人难堪。这一点很像现代大学里科目的设置，数学教授精通数学，哪怕他同时还精通物理学，却会受到物理学界的排斥，认为他是多管闲事。五经博士每一家都认为自己的学问是独一无二的，别家不可比拟，不愿意让别人来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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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一共开了七个博士点，《春秋》《易经》《礼经》《尚书》都有一个博士点，而《诗经》有三个博士点。《诗经》之所以有三个是有历史原因的。在汉初，有四个人躲过了秦朝的迫害，他们精通《诗经》，分别是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和赵人毛公，他们各自对《诗经》的解释有所不同，又固执己见。他们各自将学问传给了弟子，弟子再传弟子，就有了所谓的门派之争，形成了四个门派：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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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设立《诗经》博士时，《诗经》的几个门派互相争吵，选不出统一的掌门人，最后就立了三家，分别是鲁诗、齐诗和韩诗。每一家的博士只在门派内部流传，外人不得置喙，而在学习时，学生只能死记硬背老师的知识，不得质疑，不得发挥，以免学生受到其他门派观点的影响而被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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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汉代儒学门派之争的起点，各个门派互不相让，互相攻击，并将这种传统一直保留到了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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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派之争的加剧，在公孙弘提议建立太学之时变得激化了。公孙弘建立太学的目的是为政府提供儒教知识分子，并将儒教变成社会思维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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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具体建议是这样的：每年各个地方官都要去自己的辖区查找十八岁以上的青年，看有没有适合读书的，一旦发现了，就上报给郡守，再由郡守上报给中央负责礼仪的官员太常，太常则负责考察首都附近的青年，与地方上的汇集在一起，从中选择五十人送入太学。这五十人将分配给五经博士做弟子。在做五经弟子期间，这些青年都是免除徭役和赋税的。一年后经过考核，合格的人就可以授予中央低级小官，并逐渐递升，不合格的人就淘汰回家。另外，官员的递升也要考查文化水平，有文化的人才能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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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式，经过几十年后，那些非儒家老官僚死光了，汉朝廷就会被儒教子弟们占据，他们担负着保卫汉皇帝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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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公孙弘所料，他的提议迅速起到了效果。他的成功反映在汉代太学的扩张上。汉武帝之后，太学里的学生名额大大增加，昭帝时增加到百人，宣帝末期又增加到两百人。汉元帝因为喜好儒教，对于地方上能够通晓一本经书的，都不用服劳役，一时间，人人都争着读书。几年后，由于减免成本太大，只好下令停止这个政策。但是，将太学的规模扩大到千人。在各个郡国也设置了五经卒史，俸禄是一百石，负责传播儒教知识。汉成帝末年，太学规模扩大到了三千人。但这个规模只维持了一年多，就因为养不起，缩回到了一千人。即便按照一千人计算，比起汉武帝时代太学也已经膨胀了二十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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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太学学生有很大一部分都会成为官员，所以，汉朝的朝廷里就充斥着能够背诵儒家著作的人才，整个社会被儒教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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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随便拉出一个汉朝人询问宇宙的真理是什么，他都会给你讲述“宇宙的真理是天人合一，皇帝是老天爷的儿子，宇宙是阴阳五行的变化”，这一切就和现代人谈论牛顿、爱因斯坦一样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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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部分现代人来说，牛顿、爱因斯坦之所以是真理的代表，不是他们思考和理解的结果，而是被灌输的结果。汉代人受到如此大规模的灌输，当思维已经天人合一化的时候，就再也逃不出这个框架了。《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繁露》已经成了西汉的《资本论》和《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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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太学机构的扩大以及中央官僚儒教化，五经博士们的门派之争也日益激烈化。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化，背后都对应着巨大的利益。一旦一个门派的掌门人成了五经博士，就由政府来帮助他招学生、养学生，并让他的学生当官，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教师，而是一个学术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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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某些高校的教师不是把自己当教书匠，而是认为自己是官员。他们的弟子早已经成了高官，而自己也是政府的顾问，手中的资源随时可以变现，那所谓的学术早已经不再有实际意义，只是一种工具。当我们看到现在的情况，就想到了当年的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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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书》中，列举了五经博士内部各个门阀的变迁情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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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易经》中，一个博士点变成了三个博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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