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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设立《诗经》博士时，《诗经》的几个门派互相争吵，选不出统一的掌门人，最后就立了三家，分别是鲁诗、齐诗和韩诗。每一家的博士只在门派内部流传，外人不得置喙，而在学习时，学生只能死记硬背老师的知识，不得质疑，不得发挥，以免学生受到其他门派观点的影响而被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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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汉代儒学门派之争的起点，各个门派互不相让，互相攻击，并将这种传统一直保留到了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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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派之争的加剧，在公孙弘提议建立太学之时变得激化了。公孙弘建立太学的目的是为政府提供儒教知识分子，并将儒教变成社会思维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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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具体建议是这样的：每年各个地方官都要去自己的辖区查找十八岁以上的青年，看有没有适合读书的，一旦发现了，就上报给郡守，再由郡守上报给中央负责礼仪的官员太常，太常则负责考察首都附近的青年，与地方上的汇集在一起，从中选择五十人送入太学。这五十人将分配给五经博士做弟子。在做五经弟子期间，这些青年都是免除徭役和赋税的。一年后经过考核，合格的人就可以授予中央低级小官，并逐渐递升，不合格的人就淘汰回家。另外，官员的递升也要考查文化水平，有文化的人才能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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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式，经过几十年后，那些非儒家老官僚死光了，汉朝廷就会被儒教子弟们占据，他们担负着保卫汉皇帝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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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公孙弘所料，他的提议迅速起到了效果。他的成功反映在汉代太学的扩张上。汉武帝之后，太学里的学生名额大大增加，昭帝时增加到百人，宣帝末期又增加到两百人。汉元帝因为喜好儒教，对于地方上能够通晓一本经书的，都不用服劳役，一时间，人人都争着读书。几年后，由于减免成本太大，只好下令停止这个政策。但是，将太学的规模扩大到千人。在各个郡国也设置了五经卒史，俸禄是一百石，负责传播儒教知识。汉成帝末年，太学规模扩大到了三千人。但这个规模只维持了一年多，就因为养不起，缩回到了一千人。即便按照一千人计算，比起汉武帝时代太学也已经膨胀了二十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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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太学学生有很大一部分都会成为官员，所以，汉朝的朝廷里就充斥着能够背诵儒家著作的人才，整个社会被儒教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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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随便拉出一个汉朝人询问宇宙的真理是什么，他都会给你讲述“宇宙的真理是天人合一，皇帝是老天爷的儿子，宇宙是阴阳五行的变化”，这一切就和现代人谈论牛顿、爱因斯坦一样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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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部分现代人来说，牛顿、爱因斯坦之所以是真理的代表，不是他们思考和理解的结果，而是被灌输的结果。汉代人受到如此大规模的灌输，当思维已经天人合一化的时候，就再也逃不出这个框架了。《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繁露》已经成了西汉的《资本论》和《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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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太学机构的扩大以及中央官僚儒教化，五经博士们的门派之争也日益激烈化。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化，背后都对应着巨大的利益。一旦一个门派的掌门人成了五经博士，就由政府来帮助他招学生、养学生，并让他的学生当官，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教师，而是一个学术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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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某些高校的教师不是把自己当教书匠，而是认为自己是官员。他们的弟子早已经成了高官，而自己也是政府的顾问，手中的资源随时可以变现，那所谓的学术早已经不再有实际意义，只是一种工具。当我们看到现在的情况，就想到了当年的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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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书》中，列举了五经博士内部各个门阀的变迁情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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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易经》中，一个博士点变成了三个博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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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易经》最早出自鲁国的商瞿（字子木），他直接受教于孔子，接下来的传承人是鲁国的桥庇（字子庸）、江东（吴地）的馯臂（字子弓）、燕国的周丑（字子家）、东武的孙虞（字子乘）、齐国的田何（字子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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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何时期，就到了秦朝焚书坑儒之时。但《易经》是筮卜之书，没有被禁。汉代时，田何从齐国迁徙到了关中地区的杜陵，他的学问继续传授，徒子徒孙有东武的王同（字子中），雒阳的周王孙、丁宽、齐服生，加上淄川的杨何（字叔元）、广川的孟但、鲁地的周霸、莒地的衡胡、临淄的主父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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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杨何、孟但、周霸、衡胡、主父偃等人都担任过高官。于是，田何的徒子徒孙们遍布了汉代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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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宽的学孙中又有三个人，叫梁丘贺、施雠、孟喜，这三个人又各立门派，将《易经》分裂成三派。到了宣帝时期，这三派之间分歧越来越大，宣帝只好将三派分开，各立了一个博士点，于是，如同《诗经》立了三个博士点一样，《易经》也获得了三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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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易经》三个点内部也是门派林立，从施《易》中又分裂出了张（禹）《易》和彭（宣）《易》，从孟《易》中又分裂出了翟（牧）《易》、白（光）《易》和京（房）《易》，从梁丘《易》中又分裂出了士孙（张）《易》、邓（彭祖）《易》、衡（咸）《易》。由于皇帝没有再新设易经学博士点，这些小的门派只好共用博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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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博士一分为三，《书》博士也分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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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尚书》出自于伏胜，伏胜曾经是秦朝博士，后来在焚书时偷藏了一卷《尚书》，等发掘出来后只剩下残卷。伏胜有两个著名弟子：济南的张生和欧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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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时，欧阳生成了《尚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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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学派的分裂，源自张生的徒子徒孙，张生有个弟子叫夏侯都尉，夏侯都尉选择了家族的侄子夏侯始昌，夏侯始昌传给了夏侯胜，夏侯胜又传给了哥哥的儿子夏侯建。其中夏侯胜和夏侯建各自写了《尚书》的专著，形成了两派，被称为大小夏侯，和欧阳生的一派，形成了《尚书》的三派。[7]到最后，汉宣帝再次当起了和泥的角色，为《尚书》设立了三个博士点，分别由欧阳、大小夏侯三派的传承人担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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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诗》《易》《书》各有三个博士点之外，《春秋》也又立了一个新的博士点，原本只有《公羊传》一家，现在加了一家《谷梁传》，这个博士点在后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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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增加博士点的，只有《礼经》。这样，到汉宣帝时期，五经博士已经有十二个博士点，而学生人数增加到了二百人，一套以儒教为中心的教学和传承体系建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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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博士点的增加，都意味着残酷的斗争，但在表面上，所有的人又必须维持着儒教要求的君子风度。从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开始，到太学体系的完成，汉代思想就迅速被以《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繁露》为代表的集权理论所禁锢，又由十二家学阀形成了组织上的垄断。到这时，西汉的政治神学就接近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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