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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皇帝加强了集权，文景时期的宽松政治突然间收紧，大臣和人民都不适应皇帝的扩权，武帝只好招纳了大批的酷吏来为自己所用，绕过了正规的官僚系统，建立了围绕皇帝的委员会，依靠酷吏的严苛将法律推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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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汤小时候，因为老鼠偷了家里的肉，就用烟熏土掘，将老鼠抓住，然后写了控诉老鼠的法律文书，再把老鼠四肢绑住进行审判，最后将老鼠活剥。他的父亲当时官至长安丞，看到儿子的天赋，立刻决定要他学习法律，从此张汤步步高升，终于成了皇帝的得力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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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汤最有名的决狱之一，是所谓的“腹诽之罪”[9]，这件事发生在汉武帝的货币改革时期。由于皇帝打仗把钱花过了，财政上缺钱，张汤乘机劝说汉武帝杀几头白鹿，把白鹿皮割成块当作货币使用，号称“皮币”。一方尺的白鹿皮饰上紫色的花纹，可以充当四十万钱，也就是四十斤黄金。使用皮币的主要是大臣和诸侯，因为他们有钱，汉武帝就强制性要求他们在贡献祭祀用的玉璧时，必须用皮币垫着。另外，还有银锡合金做成块，号称“白选”，每一个白选最大的面额是三千钱，这一种主要供民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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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货币由于价值很低，面值却很高，等于是抢劫。不管是诸侯大臣，还是民间，都拒绝使用，还造了很多假货。于是张汤乘机推行严刑酷法，因为货币问题被杀的就是几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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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汤的货币改革引起了群臣的不满，其中就有掌管帝国财政的大司农颜异。颜异向皇帝表示：诸侯朝天子使用的玉璧才值几千钱，而现在规定玉璧必须垫上皮币，这个皮币的价值却值四十万钱，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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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听了不高兴，但这个事情属于朝议，不好定罪。他就派张汤寻找颜异其他的毛病。这时，有人和颜异在私下里相处时，说皇帝政策的坏话，颜异没有表态，只是翻了翻嘴唇。这件事被张汤知道了，立刻上奏，说颜异对政策不满，却不公开告诉皇帝，反而在私下里表达不满。颜异并没有说话，怎么算表达不满呢？张汤认为，颜异虽然没有说话，但心里实际上是赞同朋友的，肚子里瞎嘀咕，是“腹诽之罪”。颜异最终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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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腹诽就可以定罪的张汤本来是“无所谓东西”，只看皇帝意图的酷吏，却突然之间转向要用儒家经典做审判，不得不让人大跌眼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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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公孙弘的飞黄腾达让张汤看到了皇帝对儒家的推崇，他也想沾一下光。他召集了一批学习《尚书》和《春秋公羊传》的学者，把他们编入到司法系统，使之成为司法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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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者对于法律本来一窍不通，只懂得两本经书。在审判时，不是依据法律，而是首先求助于《春秋》，从中寻找微言大义来进行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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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法律原本沿袭自秦朝，属于商鞅制定的世俗法。秦朝法律虽然苛刻，却是以法典和判例的形式来决定人们是否有罪的。汉高祖灭秦入关后，废除了秦朝苛刻的法条，专门制定了约法三章来规范社会秩序，三章非常简洁，只要求“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但随着汉朝的建立，社会需要更复杂的法律来规范，汉朝皇帝们再次引入了秦法，但减轻了秦法的严苛程度，保留了世俗化和法典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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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汉武帝时期，世俗法终于遭到了破坏。首先产生破坏的是吏治的败坏和审判的随心所欲，其次，则是公孙弘和张汤等人引入的宗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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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死板的世俗法司法条文比起来，《春秋》充满了模糊性，这就给了皇帝巨大的便利。张汤在决狱时，常常会请示皇帝的意思，根据皇帝的喜好再查找经书，制定新的判例。这就使得《春秋》变成了与《古兰经》一样的东西，可以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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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书作为法律使用时，一个宗教正式形成，并深深地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春秋》被引入作为审判的依据后，接下来被引入的是其他经书，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礼记》。在周代，实行的是宗法制度，国家是以宗族的方式来构建，而人们的关系也是靠宗族来调节，秦朝为了废除周代的宗法制度，专门引入了世俗法典，将中国社会拉出了宗教化氛围。到了武帝之后，随着儒教的回归和五经的法律化，秦朝创造的成果被毁于一旦，中国也重新回到了两千年的宗法统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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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酷吏用儒教对法律进行改造，将客观的司法条款变成主观的春秋决狱之外，汉代的官僚体系也在逐渐地儒教化。武帝在中央开办了太学，而各地也纷纷开办地方教育系统。中央级官员大都由太学系统输入，而地方的吏员则由地方教育系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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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昭帝和宣帝时期，儒教的知识分子终于控制了中央政府，完成了儒教的政教合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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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丞相这个群体为例，西汉丞相从萧何到平晏，一共四十五人[10]，前期的丞相大都出自汉初的功臣群体。除了黄老时期的之外，从汉武帝任命卫绾开始，一共还有三十三人担任丞相。这三十三人鲜明地分为两类，汉武帝统治时期到汉昭帝初期，从卫绾到杨敞的十五位丞相中，在汉武帝早期有几位儒家人士，比如卫绾、窦婴、田蚡，以及对开展集权教育最得力的公孙弘之外，其余的丞相都不是根据他的学问而升到丞相之位的，史书也没有记载他们的学派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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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他本人对于儒教却是一种利用关系，并没有崇敬之心，所以在选择官员时，最主要的条件是听话，而不是学问。在这时，太学系统提供的官员大都还处于低级，没有晋升到高级官僚体系。至于卫绾，他更多的是倾向于儒家，却并不见得有太高的修养。窦婴和田蚡都是因为外戚而升职的，与是不是儒家本来没有什么关系。只有公孙弘是一个例外，而他本人却心术颇多，在皇帝面前不说二话，但偷偷地为儒教找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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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之后的丞相们都很听话，也没有什么政绩，权力从丞相向皇帝以及皇帝的亲信大司马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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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汉武帝的儒家教育系统在他死后却硕果累累，到了汉宣帝时期，儒教学问几乎已经成了升官的必要条件。汉武帝之前，官员们选择面较窄，大都是功臣、外戚和官二代，但武帝之后，官员们依靠教育体系得以升职，这说明汉代的太学体系是管用的。但同时也说明，儒教终于垄断了汉代人们的头脑，中国不可能跳出儒教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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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敞的下一任是蔡义，他是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汉代儒教教育培养的丞相，从此以后的十八个丞相中，王商是通过外戚系统而升职，薛宣和朱博是在法律系统内升职，除此之外，其余的人要么是儒教教育体系的产物，要么因为法律系统而升职，但最后还得重新学习儒教理论，镀镀金好获得更高的职位。在这些丞相中，有的还是当时举世闻名的大儒，比如韦贤、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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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职位被儒教把持，意味着汉代彻底转变成为一个儒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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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汉丞相统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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