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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这项辩论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礼记》博士戴圣，他认为，按照《礼记》的大义，只要兄弟几人中有一个儿子，作为长子的大宗就不能绝嗣，所以，生了儿子的那个弟弟应该把儿子过继给哥哥，自己忍受没有儿子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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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叫作通汉的官员则认为，首先不能让亲生父亲没有后代，如果一个人只有一个儿子，就要留给自己，不能过继给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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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最终采纳了戴圣的提议，决定宁肯让小宗悲伤，不能让大宗绝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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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个问题之外，石渠阁会议上讨论的问题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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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朝的服装是什么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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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祖先的时候，要使用一个活人做“靶子”（当时称为尸），让祖先的灵魂依附到这个活人上，这个“靶子”是可以用外姓人，还是必须使用自己的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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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死了，在服丧期内，母亲突然改嫁，做儿子的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是喜服还是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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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死了，长时间没有下葬，那些替他服丧的人到底要多久才能把丧服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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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耐心地听着大臣们激烈的辩论，最后都一一定了调子，给出一个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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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和佛教历史上，都有过一些激烈的教义辩论。比如，佛教在佛祖释迦牟尼死后，进行过几次大的结集。所谓结集，就是各个弟子进行辩论，争论哪些话是佛祖说过的，哪些教义是佛祖定下的，哪些是弟子们伪造的，哪些经文是伪经。经过争论之后，将佛祖的言行结成集子，作为最早的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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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历史上，当基督教成为国教后，也有许多次由罗马皇帝主持的会议。这些会议之所以要举行，是因为人们对基督教的教义和经文有了不同的解释，在皇帝的主持下，要确定哪些教义是信经，哪些是伪经。被定为伪经的教派就成了邪教，从此只能远离中心舞台，到世界的边角地区皇权管不到的地方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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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也有几次类似的论战活动，其中最早的一次，就是汉宣帝在公元前53年和前51年主持的石渠阁系列会议。这系列会议使得中国特有的儒教与基督教、佛教一样，也出现了教义上的大纷争，各方为了垄断政权的教育资源大打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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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西方和印度的宗教纷争不同，儒教内部的宗教纷争虽然也造成了暂时的分裂，却并没有像东正教、天主教、阿里乌斯、聂斯托利等教派一样，直到现在仍然处于分裂当中，甚至进行过你死我活的斗争，反而在东汉时期重归一统，你好我好大家好，共同瓜分政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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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的宗教纷争是如何产生，又如何解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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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石渠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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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后，儒教学者们逐渐垄断了皇家的上层政权，他们愉快地享受着权力带来的乐趣。然而，这种乐趣在武帝死后就逐渐被一种焦虑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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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焦虑来自博士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在内部，随着越来越多的弟子对经书逐字地揣摩，他们对于经书精神的分歧越来越大。特别是当经文被用来解决社会问题时，不同的解读可能会造成不同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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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以前面提到的“独子是否要过继给哥哥”这个例子来看，礼学博士们以《礼记》为基础可以得出需要过继的结论，而公羊博士们以《春秋》为基础，则认为不需要过继。到底是遵循《礼记》，还是遵循《春秋》的教导？两派打起了嘴皮官司，只能靠皇帝强行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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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之所以对这个问题争执不下，并非因为具体的问题有多重要，而是想争夺对于法律的阐释权，都想当法学权威。而真正的世俗法精神却早已被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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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博士对于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见解，就连每一经的学科内部也争执不断，每一句经文的解读都可能不同。特别是以“微言大义”著称的《春秋公羊传》，由于《春秋》是最重要的“法律指导书”，而《公羊传》又总是相信《春秋》里的每一句话都隐藏着无数的哑谜，需要人不停地揣摩。每一个公羊学家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掌握了微言大义的精髓，而其余的人都只不过是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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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圈养的学者们为了争夺每一块肉而吵得一塌糊涂时，到底应该怎样才能确立唯一的权威？这个问题让帝国的学术圈陷入了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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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内部之外，还有来自博士点外部的焦虑。所谓外部，不是指墨家、道家、法家，而是儒教内部其他没有被列入博士点的分支带来的压力。这其中最著名的，是《春秋》经的另一个传——《谷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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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梁传》与《公羊传》一样，属于《春秋》三传之一，在最初时也是口头流传。人们传说它的源头也是孔子的弟子子夏，这一点与《公羊传》一样。很可能《公羊传》和《谷梁传》最初是《春秋》的同一种解释，但是，子夏将他的解释传给不同的弟子时，就产生了不同方向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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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的弟子公羊高和他的家族位居齐地，这个家族喜欢强调“微言大义”，抠着每一个字看它背后的意义，流传到汉初，从口头落实到竹简，就形成了《公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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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子夏的另一个弟子谷梁赤并不在意每一个字背后的意义，只是想弄懂《春秋》都说了什么事儿，他的方向形成了另一个分支，这个分支流传到汉初，就形成了《谷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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