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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死了，在服丧期内，母亲突然改嫁，做儿子的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是喜服还是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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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死了，长时间没有下葬，那些替他服丧的人到底要多久才能把丧服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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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耐心地听着大臣们激烈的辩论，最后都一一定了调子，给出一个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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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和佛教历史上，都有过一些激烈的教义辩论。比如，佛教在佛祖释迦牟尼死后，进行过几次大的结集。所谓结集，就是各个弟子进行辩论，争论哪些话是佛祖说过的，哪些教义是佛祖定下的，哪些是弟子们伪造的，哪些经文是伪经。经过争论之后，将佛祖的言行结成集子，作为最早的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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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历史上，当基督教成为国教后，也有许多次由罗马皇帝主持的会议。这些会议之所以要举行，是因为人们对基督教的教义和经文有了不同的解释，在皇帝的主持下，要确定哪些教义是信经，哪些是伪经。被定为伪经的教派就成了邪教，从此只能远离中心舞台，到世界的边角地区皇权管不到的地方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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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也有几次类似的论战活动，其中最早的一次，就是汉宣帝在公元前53年和前51年主持的石渠阁系列会议。这系列会议使得中国特有的儒教与基督教、佛教一样，也出现了教义上的大纷争，各方为了垄断政权的教育资源大打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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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西方和印度的宗教纷争不同，儒教内部的宗教纷争虽然也造成了暂时的分裂，却并没有像东正教、天主教、阿里乌斯、聂斯托利等教派一样，直到现在仍然处于分裂当中，甚至进行过你死我活的斗争，反而在东汉时期重归一统，你好我好大家好，共同瓜分政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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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的宗教纷争是如何产生，又如何解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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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石渠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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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后，儒教学者们逐渐垄断了皇家的上层政权，他们愉快地享受着权力带来的乐趣。然而，这种乐趣在武帝死后就逐渐被一种焦虑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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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焦虑来自博士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在内部，随着越来越多的弟子对经书逐字地揣摩，他们对于经书精神的分歧越来越大。特别是当经文被用来解决社会问题时，不同的解读可能会造成不同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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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以前面提到的“独子是否要过继给哥哥”这个例子来看，礼学博士们以《礼记》为基础可以得出需要过继的结论，而公羊博士们以《春秋》为基础，则认为不需要过继。到底是遵循《礼记》，还是遵循《春秋》的教导？两派打起了嘴皮官司，只能靠皇帝强行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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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之所以对这个问题争执不下，并非因为具体的问题有多重要，而是想争夺对于法律的阐释权，都想当法学权威。而真正的世俗法精神却早已被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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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博士对于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见解，就连每一经的学科内部也争执不断，每一句经文的解读都可能不同。特别是以“微言大义”著称的《春秋公羊传》，由于《春秋》是最重要的“法律指导书”，而《公羊传》又总是相信《春秋》里的每一句话都隐藏着无数的哑谜，需要人不停地揣摩。每一个公羊学家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掌握了微言大义的精髓，而其余的人都只不过是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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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圈养的学者们为了争夺每一块肉而吵得一塌糊涂时，到底应该怎样才能确立唯一的权威？这个问题让帝国的学术圈陷入了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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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内部之外，还有来自博士点外部的焦虑。所谓外部，不是指墨家、道家、法家，而是儒教内部其他没有被列入博士点的分支带来的压力。这其中最著名的，是《春秋》经的另一个传——《谷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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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梁传》与《公羊传》一样，属于《春秋》三传之一，在最初时也是口头流传。人们传说它的源头也是孔子的弟子子夏，这一点与《公羊传》一样。很可能《公羊传》和《谷梁传》最初是《春秋》的同一种解释，但是，子夏将他的解释传给不同的弟子时，就产生了不同方向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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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的弟子公羊高和他的家族位居齐地，这个家族喜欢强调“微言大义”，抠着每一个字看它背后的意义，流传到汉初，从口头落实到竹简，就形成了《公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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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子夏的另一个弟子谷梁赤并不在意每一个字背后的意义，只是想弄懂《春秋》都说了什么事儿，他的方向形成了另一个分支，这个分支流传到汉初，就形成了《谷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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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符号学家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写过一本书《阐释与过度阐释》，其中提到，人们对于任何一本书首先想弄懂它的意思，这个“弄懂书的本意”的过程就是“阐释”。可是，有的人却另辟蹊径，总是想解读原书没有的意思，甚至以这本书为幌子来发展自己的观点，这就成了“过度阐释”。但在现实中，往往这种过度阐释受到人们追捧，被认为是有学问的表现，而实事求是的阐释反而被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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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三传中，《左传》是阐释的最好例子，作者左丘明以丰富的史实让春秋从一本看不懂的书变成了能看懂的书。而《谷梁传》位于中间，谷梁赤的学术功底比左丘明差了很多，他的书也含含混混。《公羊传》则是过度阐释的最佳范例，作者学术功底同样不高，却随意地将《春秋》解读为自己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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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西汉，三传受到的待遇也恰好符合了艾柯的说法，过度阐释的《公羊传》是最受追捧的，而实事求是的《左传》则除了像司马迁这样的历史学家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人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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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左传》的情况，我们先把《公羊传》和《谷梁传》比较一番。《公羊传》大都在齐地流传，而《谷梁传》则主要在鲁地流传。齐地的学问喜欢搞危言耸听，而鲁地的学问则比较迂腐平实。这种区别在两个传中也有所体会，从表面上看，公羊、谷梁对于经文解释中，大部分都是相同的，可以互相对照。但是，与《公羊传》动不动就自我发挥不同，《谷梁传》讲究贴着地皮，以经文的本义解释经文。《谷梁传》也很重视对于大义的弘扬，不过《公羊传》弘扬的大义总是与“大一统”“通三统”等宏大主题相关，而《谷梁传》所说的大义则更具现在“仁义”“礼仪”等的传统儒家修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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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需要人们接受汉家正统的观念，对于所谓的仁义却并不看重。加上《谷梁传》当时的传人瑕丘江公是个不会说话的人，与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相比显得笨拙无比，被汉武帝抛弃，公羊学从此成为显学。《春秋》的博士点也授予了公羊传人，公羊学的达官贵人层出不穷。而《谷梁传》却备受冷落，无人理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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