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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后，儒教学者们逐渐垄断了皇家的上层政权，他们愉快地享受着权力带来的乐趣。然而，这种乐趣在武帝死后就逐渐被一种焦虑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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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焦虑来自博士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在内部，随着越来越多的弟子对经书逐字地揣摩，他们对于经书精神的分歧越来越大。特别是当经文被用来解决社会问题时，不同的解读可能会造成不同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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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以前面提到的“独子是否要过继给哥哥”这个例子来看，礼学博士们以《礼记》为基础可以得出需要过继的结论，而公羊博士们以《春秋》为基础，则认为不需要过继。到底是遵循《礼记》，还是遵循《春秋》的教导？两派打起了嘴皮官司，只能靠皇帝强行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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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之所以对这个问题争执不下，并非因为具体的问题有多重要，而是想争夺对于法律的阐释权，都想当法学权威。而真正的世俗法精神却早已被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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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博士对于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见解，就连每一经的学科内部也争执不断，每一句经文的解读都可能不同。特别是以“微言大义”著称的《春秋公羊传》，由于《春秋》是最重要的“法律指导书”，而《公羊传》又总是相信《春秋》里的每一句话都隐藏着无数的哑谜，需要人不停地揣摩。每一个公羊学家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掌握了微言大义的精髓，而其余的人都只不过是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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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圈养的学者们为了争夺每一块肉而吵得一塌糊涂时，到底应该怎样才能确立唯一的权威？这个问题让帝国的学术圈陷入了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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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内部之外，还有来自博士点外部的焦虑。所谓外部，不是指墨家、道家、法家，而是儒教内部其他没有被列入博士点的分支带来的压力。这其中最著名的，是《春秋》经的另一个传——《谷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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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梁传》与《公羊传》一样，属于《春秋》三传之一，在最初时也是口头流传。人们传说它的源头也是孔子的弟子子夏，这一点与《公羊传》一样。很可能《公羊传》和《谷梁传》最初是《春秋》的同一种解释，但是，子夏将他的解释传给不同的弟子时，就产生了不同方向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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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的弟子公羊高和他的家族位居齐地，这个家族喜欢强调“微言大义”，抠着每一个字看它背后的意义，流传到汉初，从口头落实到竹简，就形成了《公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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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子夏的另一个弟子谷梁赤并不在意每一个字背后的意义，只是想弄懂《春秋》都说了什么事儿，他的方向形成了另一个分支，这个分支流传到汉初，就形成了《谷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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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符号学家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写过一本书《阐释与过度阐释》，其中提到，人们对于任何一本书首先想弄懂它的意思，这个“弄懂书的本意”的过程就是“阐释”。可是，有的人却另辟蹊径，总是想解读原书没有的意思，甚至以这本书为幌子来发展自己的观点，这就成了“过度阐释”。但在现实中，往往这种过度阐释受到人们追捧，被认为是有学问的表现，而实事求是的阐释反而被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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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三传中，《左传》是阐释的最好例子，作者左丘明以丰富的史实让春秋从一本看不懂的书变成了能看懂的书。而《谷梁传》位于中间，谷梁赤的学术功底比左丘明差了很多，他的书也含含混混。《公羊传》则是过度阐释的最佳范例，作者学术功底同样不高，却随意地将《春秋》解读为自己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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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西汉，三传受到的待遇也恰好符合了艾柯的说法，过度阐释的《公羊传》是最受追捧的，而实事求是的《左传》则除了像司马迁这样的历史学家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人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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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左传》的情况，我们先把《公羊传》和《谷梁传》比较一番。《公羊传》大都在齐地流传，而《谷梁传》则主要在鲁地流传。齐地的学问喜欢搞危言耸听，而鲁地的学问则比较迂腐平实。这种区别在两个传中也有所体会，从表面上看，公羊、谷梁对于经文解释中，大部分都是相同的，可以互相对照。但是，与《公羊传》动不动就自我发挥不同，《谷梁传》讲究贴着地皮，以经文的本义解释经文。《谷梁传》也很重视对于大义的弘扬，不过《公羊传》弘扬的大义总是与“大一统”“通三统”等宏大主题相关，而《谷梁传》所说的大义则更具现在“仁义”“礼仪”等的传统儒家修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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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需要人们接受汉家正统的观念，对于所谓的仁义却并不看重。加上《谷梁传》当时的传人瑕丘江公是个不会说话的人，与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相比显得笨拙无比，被汉武帝抛弃，公羊学从此成为显学。《春秋》的博士点也授予了公羊传人，公羊学的达官贵人层出不穷。而《谷梁传》却备受冷落，无人理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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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瑕丘江公虽然因为木讷被冷落，他却成功地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那就是汉武帝的太子刘据。刘据最初学习《公羊传》，但随后转向了《谷梁传》，认为谷梁的平实与朴素更优。[4]但随后，太子刘据因为“巫蛊之祸”受到了奸臣江充的陷害，被迫起兵身死，瑕丘江公就更受冷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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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羊学者们欢呼垄断了《春秋》的阐释权时，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太子刘据虽然身死，却留下了一个孙子在民间。到了汉武帝死后，立小儿子刘弗陵为汉昭帝，昭帝死后无子，权臣霍光几经周折，最终确立刘据的孙子刘病已（后改名刘询）为帝，是为汉宣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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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继位后，听说祖父刘据喜欢《谷梁传》，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谷梁传》的传人，谷梁的春天到来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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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之所以扶持《谷梁传》，还有另外的原因。当他继位时，汉代的江山已经彻底稳固了，随着儒教控制了帝国的思想，已经没有人再质疑汉代的正统性，当年的小流氓刘邦早已经成了人们思想中理所当然的天子，他的子孙们也成了上天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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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公羊传》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公羊传》虽然强调大一统，却又加入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强调灾异、谶纬，甚至可以被人们用来反对朝廷。比如，后来的王莽就利用了《公羊传》和董仲舒思想中强调王朝更迭、天命转移的思想，完成了改朝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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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是笨拙的《谷梁传》由于不随意发挥，只强调仁义、忠诚、礼仪，更有利于皇帝对社会的控制。汉宣帝已经不再需要《公羊传》所代表的齐学的诡异，而更需要《谷梁传》所代表的鲁学的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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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谷梁传》的冲击下，以及内部观点越来越分裂，以五经博士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阶层充满了焦虑。如何摆平不同意见，将他们同化掉？如果无法同化的话，又该如何让新势力分一杯羹，同时又将自己的损失最小化？汉宣帝时代学术界的新课题就成了事关重大的利益分配问题。汉代的学者们从来不考虑学术成就，而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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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汉宣帝时期，西汉政权还有足够的活力进行调整，容纳一部分新的势力，而石渠阁会议，就是这样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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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可以看出东西方的不同。西方基督教的历次会议都是以分裂和打击为目标的，皇帝组织会议，就是为了树立一个统一的思想，而把另外的都打成异端，从思想甚至肉体上进行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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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的会议并不是为了消灭一种思想，皇帝知道，《公羊传》已经成了一种理论基础，无法完全废除，他追求的是在《公羊传》中加入《谷梁传》的成分，进行调和后，让两者都成为政权的基础。至于《谷梁传》和《公羊传》中不一样的地方，则由皇帝进行裁决，两家都服从皇帝的意见，形成另一次理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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