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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圈养的博士们不肯承认错误时，一批来自政权边缘的学者却注意到了古文经，开始学习古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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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古文经和今文经的研究者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官方的博士们都靠今文经继续找饭吃，而草莽的学者们在学习古文经的同时，又带着偏激的情绪讽刺那些官方博士不学无术，拿错误的东西欺骗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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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的不同又造成了学术风格的不同。官方学者研究学问是为了给统治者寻找合法的理由，他们把经文根据皇帝的需要进行肆意解释。而草莽学者由于看不起他们，提出了另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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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经的学者认为[17]：所谓五经，并没有充满微言大义，所谓大一统、天人合一都是穿凿附会上去的。孔子编纂的五经，只不过是留下了一份来自古代的文献集，便于人们了解古代、研究古代。这就将五经的地位从与天相连的神秘天书，变成了普通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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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对于孔子的态度也有着巨大的差异。由于董仲舒在今文经中加入了较多的神学内容，学者们普遍把孔子神化了，认为他是不在帝王之位，却有帝王之德的“素王”，是个大圣人。六经的所有文本也都是由孔子完成的，他的作品寄托了他的所有思想。古文经学却认为孔子是个人，是个学者，是个文化传承者。所谓六经，也并不是孔子的作品，而是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只是由孔子用作了教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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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经学由于受《春秋公羊传》影响最大，认为六经中最大的学问是《春秋》，其次是《易》《乐》《礼》《书》《诗》。而古文经学则不这么认为，他们对最古老的作品最为尊重，在六经中，最古老的作品是伏羲画八卦的《周易》。其次是《尚书》，《尚书》中的许多篇章都是夏商周时期流传的文献，《尚书·尧典》一章就被认为是三代之前的，是尧舜禅让的证据。然后是《诗经》，《诗经》中最早的《商颂》被认为出自商代。《礼》《乐》被认为是周公所制，也就是西周早期的。至于《春秋》，则是以鲁国视角写的东周时期的历史，被认为是最靠后，也最不重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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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今文经学的《诗》《书》《礼》《易》《乐》《春秋》（按照重要程度升序排列），还是古文经学的《易》《书》《诗》《礼》《乐》《春秋》（按照重要程度降序排列），两家也都争论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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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具体的研究上，双方也持不同的态度，比如，双方都把周代的封建制度和官制当作理想范本，但是，对古代封建制度的内容却看法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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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经学认为，古代封地分为五服，每一服五百里。[18]分封的爵位分成三等，第一等是公爵和侯爵，封地方圆一百里；第二等是伯爵，封地方圆七十里；第三等是子爵和男爵，封地方圆五十里。王直接统治的地方（王畿）也可以分封给他国。作为天子要巡行天下，五年一次。作为天子的官员，有三公（司徒、司马、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一共一百二十人。这些官员是选举产生的，不是世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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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经学则认为，周代封地分为九服，每一服五百里，再加上王畿的一千里，一共一万里。[19]分封的爵位分成五等，第一等是公爵，封地方圆五百里；第二等是侯爵，封地方圆四百里；第三等是伯爵，封地方圆三百里；第四等是子爵，封地方圆二百里；第五等是男爵，封地方圆一百里。王畿不能分封给他国。天子巡行十二年一次。作为天子的官员，有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六卿（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再加上从属于六卿的大夫、士、庶人，一共一万二千人。这些官员是世袭的，不是选举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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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政策[20]上，双方的看法也不一致，今文经学比较认同土地私有化原则，虽然也认同周代的井田制，但基本上把它看成是税收模式，也就是天子从农户手中取十分之一的税收，只不过有的地方以种公田的形式代替，有的地方收实物。另外，除了耕地之外，还有许多山地和池塘等，今文经学也认为应该归属私人，而天子只收取十分之一的物产作为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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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经学则更加“公有制”，强调井田制的实质是公田，由天子根据距离首都的远近，征收不同的税收，同时，山地和池塘都是公有的，不允许私人开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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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古文经学在考古方面做的工作更足，研究也更贴近客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古文经。古文经学的学者们也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开始不满足于汉代的学术现状。在现有的框架下，不管古文经如何正确，朝廷的选官体系却由太学和博士们把持，而所有的博士点都是今文经学的重镇。妒忌、嘲弄、不甘心，立刻在古文经学中扩散开来。今文经学出于防御的目的，为了保卫既得利益，也表现出了敌意，双方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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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致命的是，汉宣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皇帝权威的加强，皇帝仍然可以通过开会的形式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让新兴的学派加入到利益集团之中，形成皆大欢喜的局面。但是，到了宣帝之后，随着汉代政治的板结以及社会经济的僵化，皇帝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分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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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叫刘歆的人开始尝试着请皇帝主持公道，允许古文经学参与政治。但是，他能成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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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不破的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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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哀帝时期，奉车光禄大夫刘歆做了一次努力，想调和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矛盾，解决西汉政府的统治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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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汉后期，如果说还有真正的学者的话，那么非刘向、刘歆父子莫属。他们的祖先是汉高祖刘邦的小弟楚元王刘交。与刘邦的不学无术相比，刘交却是个诗书胚子，汉代最早的一批儒学图书就是由他发掘的，他任命了几位《诗经》学者当他的智囊，在汉初混乱的年代起到了保卫读书种子的作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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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生活在汉宣帝、元帝、成帝时期，这时的西汉帝国已经在走下坡路，政治逐渐僵化，权臣控制朝政，整个社会政治中充斥着一种无力感。他饱读诗书，是一个五经全才，同时又涉猎诸子，可谓当时最博学之人。中国第一份藏书文献《汉书·艺文志》，就是以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的藏书目录为底本。除了整理图书之外，他还做了许多编纂工作，比如现在流传的《战国策》，以及《说苑》《新序》《烈女传》等，也都是他编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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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虽然涉猎诸子，却是个典型的今文经学家，他相信所谓的天地灾变，曾经写出了《洪范五行传论》[22]，用灾异的眼光来解读政治，总结了历代书籍上记载的自然灾难，与政治作比较，利用数学和逻辑学，进行归纳，企图得到社会政治与自然天象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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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时代也是权臣当道的时代，当时，外戚的许氏和史氏在位弄权，而朝内又有太监弘恭、石显把持。刘向数次警告汉元帝：最近灾难频发，就是权臣当道的明证。然而，这样的说法并没有给刘向带来好运，反而三番五次带去灾祸[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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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刘向的儿子，刘歆悲观地意识到，仅仅依靠前代人传下来的今文经学已经无力解释现实状况，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都无法说明现实为什么这么无奈。而那些在台上的大儒除了个人利益以外，已经不在乎所谓的政治和学术。刘歆对于今文经学并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痴迷，反而由于父亲的藏书，接触到了另一个世界：古文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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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最感兴趣的是《左传》，他最初在汉代的秘藏中找到了《左传》，大受影响，正好当朝宰相翟方进对《左传》颇有研究，刘歆拜在他的门下，学通了这本书，并把它发扬光大。[24]汉朝的人只在乎《春秋》中所传的大义，并不《春秋》当作一本历史书，也不把《左传》当作《春秋》的解读。刘歆却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两传只不过是孔子的弟子的弟子们的著作，而《左传》的作者左丘明却是孔子同时代人，相对而言，更了解《春秋》，比《公羊传》和《谷梁传》这种二手资料更加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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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左传》之外，他还推崇古文经中的《诗经毛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认为这些著作更接近于原貌，比起今文经更加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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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这些书籍中总结出了一套更加复古的政治理念，认为汉代从官制到政策都已经偏离了古代的方向[25]，而如果想恢复盛世，必须走复古的道路。而要走复古的道路，必须首先修改教科书，采用更加可靠的古文经典来代替今文经典，让人们了解正确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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