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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今文经学的《诗》《书》《礼》《易》《乐》《春秋》（按照重要程度升序排列），还是古文经学的《易》《书》《诗》《礼》《乐》《春秋》（按照重要程度降序排列），两家也都争论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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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具体的研究上，双方也持不同的态度，比如，双方都把周代的封建制度和官制当作理想范本，但是，对古代封建制度的内容却看法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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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经学认为，古代封地分为五服，每一服五百里。[18]分封的爵位分成三等，第一等是公爵和侯爵，封地方圆一百里；第二等是伯爵，封地方圆七十里；第三等是子爵和男爵，封地方圆五十里。王直接统治的地方（王畿）也可以分封给他国。作为天子要巡行天下，五年一次。作为天子的官员，有三公（司徒、司马、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一共一百二十人。这些官员是选举产生的，不是世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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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经学则认为，周代封地分为九服，每一服五百里，再加上王畿的一千里，一共一万里。[19]分封的爵位分成五等，第一等是公爵，封地方圆五百里；第二等是侯爵，封地方圆四百里；第三等是伯爵，封地方圆三百里；第四等是子爵，封地方圆二百里；第五等是男爵，封地方圆一百里。王畿不能分封给他国。天子巡行十二年一次。作为天子的官员，有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六卿（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再加上从属于六卿的大夫、士、庶人，一共一万二千人。这些官员是世袭的，不是选举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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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政策[20]上，双方的看法也不一致，今文经学比较认同土地私有化原则，虽然也认同周代的井田制，但基本上把它看成是税收模式，也就是天子从农户手中取十分之一的税收，只不过有的地方以种公田的形式代替，有的地方收实物。另外，除了耕地之外，还有许多山地和池塘等，今文经学也认为应该归属私人，而天子只收取十分之一的物产作为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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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经学则更加“公有制”，强调井田制的实质是公田，由天子根据距离首都的远近，征收不同的税收，同时，山地和池塘都是公有的，不允许私人开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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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古文经学在考古方面做的工作更足，研究也更贴近客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古文经。古文经学的学者们也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开始不满足于汉代的学术现状。在现有的框架下，不管古文经如何正确，朝廷的选官体系却由太学和博士们把持，而所有的博士点都是今文经学的重镇。妒忌、嘲弄、不甘心，立刻在古文经学中扩散开来。今文经学出于防御的目的，为了保卫既得利益，也表现出了敌意，双方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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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致命的是，汉宣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皇帝权威的加强，皇帝仍然可以通过开会的形式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让新兴的学派加入到利益集团之中，形成皆大欢喜的局面。但是，到了宣帝之后，随着汉代政治的板结以及社会经济的僵化，皇帝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分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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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叫刘歆的人开始尝试着请皇帝主持公道，允许古文经学参与政治。但是，他能成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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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不破的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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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哀帝时期，奉车光禄大夫刘歆做了一次努力，想调和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矛盾，解决西汉政府的统治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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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汉后期，如果说还有真正的学者的话，那么非刘向、刘歆父子莫属。他们的祖先是汉高祖刘邦的小弟楚元王刘交。与刘邦的不学无术相比，刘交却是个诗书胚子，汉代最早的一批儒学图书就是由他发掘的，他任命了几位《诗经》学者当他的智囊，在汉初混乱的年代起到了保卫读书种子的作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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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生活在汉宣帝、元帝、成帝时期，这时的西汉帝国已经在走下坡路，政治逐渐僵化，权臣控制朝政，整个社会政治中充斥着一种无力感。他饱读诗书，是一个五经全才，同时又涉猎诸子，可谓当时最博学之人。中国第一份藏书文献《汉书·艺文志》，就是以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的藏书目录为底本。除了整理图书之外，他还做了许多编纂工作，比如现在流传的《战国策》，以及《说苑》《新序》《烈女传》等，也都是他编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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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虽然涉猎诸子，却是个典型的今文经学家，他相信所谓的天地灾变，曾经写出了《洪范五行传论》[22]，用灾异的眼光来解读政治，总结了历代书籍上记载的自然灾难，与政治作比较，利用数学和逻辑学，进行归纳，企图得到社会政治与自然天象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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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时代也是权臣当道的时代，当时，外戚的许氏和史氏在位弄权，而朝内又有太监弘恭、石显把持。刘向数次警告汉元帝：最近灾难频发，就是权臣当道的明证。然而，这样的说法并没有给刘向带来好运，反而三番五次带去灾祸[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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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刘向的儿子，刘歆悲观地意识到，仅仅依靠前代人传下来的今文经学已经无力解释现实状况，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都无法说明现实为什么这么无奈。而那些在台上的大儒除了个人利益以外，已经不在乎所谓的政治和学术。刘歆对于今文经学并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痴迷，反而由于父亲的藏书，接触到了另一个世界：古文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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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最感兴趣的是《左传》，他最初在汉代的秘藏中找到了《左传》，大受影响，正好当朝宰相翟方进对《左传》颇有研究，刘歆拜在他的门下，学通了这本书，并把它发扬光大。[24]汉朝的人只在乎《春秋》中所传的大义，并不《春秋》当作一本历史书，也不把《左传》当作《春秋》的解读。刘歆却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两传只不过是孔子的弟子的弟子们的著作，而《左传》的作者左丘明却是孔子同时代人，相对而言，更了解《春秋》，比《公羊传》和《谷梁传》这种二手资料更加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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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左传》之外，他还推崇古文经中的《诗经毛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认为这些著作更接近于原貌，比起今文经更加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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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这些书籍中总结出了一套更加复古的政治理念，认为汉代从官制到政策都已经偏离了古代的方向[25]，而如果想恢复盛世，必须走复古的道路。而要走复古的道路，必须首先修改教科书，采用更加可靠的古文经典来代替今文经典，让人们了解正确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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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哀帝时，刘歆终于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上书皇帝，要求根据汉宣帝时期的传统，新设立几个博士点，包括《左传》《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由于今文经集团的根深蒂固，刘歆并没有要求废除今文经，而是希望今文经和古文经并置，都作为教科书。他相信依靠竞争和学生自己评价，更加稳重的古文经最终会击败华而不实、只知享乐的今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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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刘歆一样，汉哀帝也对当时的社会忧心忡忡，希望做出改变。他试图促成一次新的辩论，让刘歆与今文经的五经博士进行对质，来比较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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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皇帝的权威不奏效了。今文经博士们纷纷避战，根本不给刘歆同台竞争的机会。刘歆失望之余，写了一封信质问当时掌管文化的太常博士。[26]这封著名的信就成了汉代哲学论战的最高成果之一。在信中，刘歆回顾了古文经与今文经的来源，提出今文经经过这么多年的以讹传讹，实际上全都是汉代的三脚猫理论，古文经才是真正的研究周代制度的著作。他斥责了各个今文经学者抱守残缺，为了利益和门派不肯弘扬大道，让汉代的哲学走入了死胡同，也失去了政治和社会连接的能力，到最后损害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而是整个皇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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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著名的书信不仅没有给刘歆带来辩论的机会，反而让整个的今文经学界（也就是大部分的官僚集团）对他都充满了愤恨。著名的学者、光禄大夫龚胜立刻做出反应，以自责为名宣布辞职，要挟皇帝，同时大司空师丹更是大怒，上奏皇帝要治刘歆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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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为了避祸，不得不离开了中央，到地方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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