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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最感兴趣的是《左传》，他最初在汉代的秘藏中找到了《左传》，大受影响，正好当朝宰相翟方进对《左传》颇有研究，刘歆拜在他的门下，学通了这本书，并把它发扬光大。[24]汉朝的人只在乎《春秋》中所传的大义，并不《春秋》当作一本历史书，也不把《左传》当作《春秋》的解读。刘歆却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两传只不过是孔子的弟子的弟子们的著作，而《左传》的作者左丘明却是孔子同时代人，相对而言，更了解《春秋》，比《公羊传》和《谷梁传》这种二手资料更加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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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左传》之外，他还推崇古文经中的《诗经毛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认为这些著作更接近于原貌，比起今文经更加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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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这些书籍中总结出了一套更加复古的政治理念，认为汉代从官制到政策都已经偏离了古代的方向[25]，而如果想恢复盛世，必须走复古的道路。而要走复古的道路，必须首先修改教科书，采用更加可靠的古文经典来代替今文经典，让人们了解正确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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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哀帝时，刘歆终于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上书皇帝，要求根据汉宣帝时期的传统，新设立几个博士点，包括《左传》《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由于今文经集团的根深蒂固，刘歆并没有要求废除今文经，而是希望今文经和古文经并置，都作为教科书。他相信依靠竞争和学生自己评价，更加稳重的古文经最终会击败华而不实、只知享乐的今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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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刘歆一样，汉哀帝也对当时的社会忧心忡忡，希望做出改变。他试图促成一次新的辩论，让刘歆与今文经的五经博士进行对质，来比较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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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皇帝的权威不奏效了。今文经博士们纷纷避战，根本不给刘歆同台竞争的机会。刘歆失望之余，写了一封信质问当时掌管文化的太常博士。[26]这封著名的信就成了汉代哲学论战的最高成果之一。在信中，刘歆回顾了古文经与今文经的来源，提出今文经经过这么多年的以讹传讹，实际上全都是汉代的三脚猫理论，古文经才是真正的研究周代制度的著作。他斥责了各个今文经学者抱守残缺，为了利益和门派不肯弘扬大道，让汉代的哲学走入了死胡同，也失去了政治和社会连接的能力，到最后损害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而是整个皇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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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著名的书信不仅没有给刘歆带来辩论的机会，反而让整个的今文经学界（也就是大部分的官僚集团）对他都充满了愤恨。著名的学者、光禄大夫龚胜立刻做出反应，以自责为名宣布辞职，要挟皇帝，同时大司空师丹更是大怒，上奏皇帝要治刘歆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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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为了避祸，不得不离开了中央，到地方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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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刘歆以他的官运和身家性命为赌注，希望打破整个知识阶层对于现实的无知和对于利益的贪婪，但最终却失败了。他仿佛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城堡，这个城堡由于盘根错节着整个朝廷的官僚系统，已经不容许新的思想进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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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知道的是，一旦一个社会把一种思想树立成指导思想，由于路径依赖，就只能在这个思想的前提下腾挪，不可能再推倒重来。也许系统内的每一个人都不再相信这些理论，但是，又没有人有足够的力量去击碎理论本身，因为那会毁掉整个系统。于是，人们只能装模作样继续做着无用的研究。在汉代，人们只能顺着天人合一、谶纬、灾异的老路继续走下去，等待着这个系统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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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灰意懒的刘歆对西汉政权绝望了，虽然他是刘氏宗亲，但他对刘氏的汉朝已经不再留恋，并不介意用一个全新的系统来代替汉朝建筑在儒教今文经体系上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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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这时，他的朋友王莽成了大司马，于是刘歆迅速地将希望寄托在王莽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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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古，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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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年（新莽始建国元年），王莽称帝建立新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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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曾经与刘歆共事，对刘歆的才华了解得一清二楚，在他还没有当皇帝时，就开始重用刘歆。公元4年（西汉元始四年），王莽命令刘歆建造一个叫作明堂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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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明堂，指的是天子祭祀天地鬼神、举行大典的地方。这是古文经学中的一个概念，在今文经学中，人们更愿意使用的一个概念是太庙。所谓太庙，就是天子祭祀父辈祖先的地方，而古文经学更加推崇周代的制度，认为周天子不仅祭祀父母，还祭祀天地阴阳，这个祭祀的场所是明堂。[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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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北京还存在一个巨大的明堂，就在北京城南的天坛，同时，明清时期也保留了太庙，位于天安门之后。这实际上综合了今文经和古文经两家的学说，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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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建立明堂的举动被视为古文经学崛起的标志。实际上，所谓明堂属于三雍建筑群中的一个。按照古文经学的意见，皇家宗教性建筑分成三部分，分别是明堂、辟雍[28]、灵台[29]。如果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做一个对比，明堂是举行大典、祭祀的场所，类似于基督教堂或者清真寺。而辟雍则是周代所设的大学，也就是皇家教育机构，相当于基督教的大学，或者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学校。灵台则是皇帝观天象、预测国家命运的场所，可以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天文台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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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堂、辟雍、灵台，就构成了王莽时期的国家宗教建筑群。国家宗教的古文化，意味着皇帝对古文经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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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莽为什么要认可古文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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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他要为自己的篡位做理论储备。在古文经中，有一本书叫《周官》，是刘歆发现的一本记载周代礼仪制度的书籍，这本书后来改名叫《周礼》，成了儒家经典“三礼”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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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曾经被认为是周公所做的礼仪制度，王莽在篡位之初，希望把自己打扮成周公的角色。周朝灭亡商朝后，周武王很快就死了。由于继位的周成王年幼，周武王的弟弟周公负责摄政。王莽标榜自己是汉代的周公，为年幼的汉天子摄政，所以被封为安汉公。作为周公的继承人，王莽希望把制度都周公化，所以，《周官》这本书就成了他的理论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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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之所以帮助王莽，则是为了推广自己的理论，促使王莽在政治上使用古文经。此刻他已经对汉代社会的革新能力不再抱希望，因此投靠了王莽这个更加锐意改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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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的理论包括：在哲学上，推行周代的教育系统，也就是把古文经当作教材使用；在政治上，重新实行周代的官制，把汉代的创造去掉，完全恢复周代的官名；在经济上，由于周代是井田制，皇帝应该重新实行土地公有制，并实行一套与周代理想合拍的货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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