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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时，已临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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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章帝要求儒家知识分子也学习古文经学，但没有单独设立古文经学博士点，这导致东汉时期哲学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特征：今文经学由于把持着通往官场的渠道，输送了大量的官员，但古文经学虽然在野，却逐渐成了哲学的主角。到了东汉后期，今文经学再也出不来大学问家，而古文经学却人才辈出，他们大都不是当权派，却著书立说成为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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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格局看上去相安无事，但随着今文经学丧失了研究能力，合并的机会终于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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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由于皇权较弱，是一个对知识分子较为优厚的时代。明帝时期，皇帝要亲自到辟雍去尊养三老五更，以示对学问的尊重，并亲自参加讲课，听众如云，《后汉书》中用“亿万”来形容当时的听课人数。对于功臣子孙、大姓都要设立单独的校舍，甚至匈奴都派子孙来学习。[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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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规模到了顺帝和质帝时期达到顶峰，皇帝修建了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的大校舍，人数则达到了三万余人，略少于东汉总人口的百分之一。[29]青年人已经形成了游学的风气，以上学为借口到京城游荡，建立关系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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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东汉又是一个分层的社会，读书人虽然多，进阶的机会却大都被世家大族把持，许多读书的青年并没有明确的出路，皇帝也没有这么多官位留给他们。结果是，一方面读书人数众多，但另一方面，真正乐于去读书的却是少数，特别是在官方举办的学校之中，混日子的人很多。安帝时期，由于皇帝突然间松懈下来，结果，博士们占据了职位却不讲课，学生们也懒散惯了，学校荒芜成了菜园。[31]顺帝虽然增加了人数，却无法让他们更加重视学业，反而成了朝廷的财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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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经学走到这一步，与它成为当官的工具有着必然的联系，看上去这可以鼓励人们学习经学，但实际上，随着求学目的的庸俗化，反而产生了大量的学阀，他们的教科书充满了错误，又不允许学生自由发挥，形成了学术僵化。与人们的理解相反，任何与官运挂钩的学术机构到最后都会走到这一步，从汉代的太学，到明清的科举莫不如此。即便到了社会多元化的现代，最热门的考试也不是为了学术，而是最没有学术价值的公务员考试。在大学中，由于行政化的束缚，真正追求学问、产生出有价值研究成果的也是极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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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经学走向僵化的同时，古文经学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却没有参与官位的分配，反而产生了一大批立志于学问的大家。东汉时期，古文经学人才辈出，杜林、郑兴、卫宏、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郑玄等人相继主导了经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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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这些大家还以与今文经学辩论为己任，到后来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争吵，而是遍读书籍，开创自己的体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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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经学由于壁垒森严，一个学者往往只学一本书或者几本书，而古文经学家到了后期几乎要把所有的经典都读一遍，再统统进行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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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文经学大儒马融为例[32]，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活到八十八岁），仅仅他注释过的书籍就有《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他曾经还想注《左传》，但看到贾逵和郑众的注释后，最终放弃了，只写了一部《三传异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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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的学问扎实，受到世间称赞，他的学生常常有数千人，其影响力已经远超过了那些官方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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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整个经学界影响最大的，是一位叫郑玄的经学家。在流传中，由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对于经典的解读并不相同，甚至意思上都会出现巨大的差别，大部分古文经学家在注疏时，会严格地按照古文学派内部流传的解释来注释。但郑玄是一个例外，他不仅精通古文经学，还对今文经学有着透彻的学习，这使得他成了统一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不二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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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年轻时曾经进入太学，学习了《京氏易传》《春秋公羊传》等今文经学著作，以及《三统历》《九章算术》的历数方法。后来，又师从东郡的张恭祖学习了《周官》《礼记》《春秋左氏传》《韩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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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在洛阳所能学到的学问都掌握后，感慨整个中原地区已经没有什么可学的了，又过函谷关前往陕西地区，投在马融门下学习。学成后继续游学，共花了十几年时间在游学上。这与太学生们只守在京师等待升官发财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由于郑玄的学问好，他的弟子有了数千人之多，北海相孔融由于尊敬他，专门在高密县（今高密市）设立了一个乡，叫“郑公乡”。郑玄的名声甚至传到了反叛者的耳中，黄巾贼乱时，郑玄从徐州去往高密，路上遇到了数万人的黄巾军，这些叛乱者不仅不敢动他，还见了他都下拜，纷纷避开他所在的高密县，不打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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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曾与今文经学唯一还拿得出手的学者何休展开了论战。其原因是何休写了三本反对古文经学的书，分别是《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郑玄利用何休的章句进行回击，破掉了何休的说法。何休感慨地说：这是在进我的房间，拿我的矛来打我。[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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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最后一次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之后，经学将进入另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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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与今文经学论战，但郑玄并没有马融等人的门派之见，他的目标是超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对立，为现存的所有的经典都寻找一个权威的解读。在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中，对于同一本书的解读大部分是相同的，不同的部分中，有的今文经学说得对，有的古文经学说得对。但在双方长期的争吵中，由于门派之见，即便知道对方说对了，也不能采纳，只能全盘性地接受某一方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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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正是将所有各家的观点拿在一起进行比较之后，择善而从形成一个新的版本。[34]汉代的大儒并不以著述出名，而是以注释经文为傲，郑玄用一生的工夫将儒家经典的大部分都重新进行了注释，包括《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除了这些注释之外，还写了《天文七政论》《鲁礼祶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书，加起来一共百余万言。另外，他的学生根据他解读五经时的问答，又依照《论语》的格式整理了八篇《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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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于经典的注释中，郑玄大部分选用古文经学版本为底本，又加入了大量今文经学的研究成果，甚至有的进行对校，或者将两方的说法并行排列。比如，对《诗》的评注，采用了古文版的《毛诗》为底本，但也用了今文经学的齐、鲁、韩三家来进行校正。注《仪礼》则并存今古文经学，按照今文说法记录的，就在注里写出古文经学，按照古文经学的说法，则在注里标出今文经学。注释《论语》，则以鲁论为底本，用齐论和古文经学进行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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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著作中，整本流传到今天的一共四部，分别是“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注释，以及《毛诗》的注释。后人总结的儒家经典“十三经”[35]中，有四部用的就是郑玄的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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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的著作一出，不管是今文学派还是古文学派都被边缘化了。在他之前，每一个博士都有自己的课本。郑玄之后，博士们的书没人看了，不管谁家的弟子只要拥有一套“郑玄全集”，就可以了解整个儒教系统了。可以说，郑玄的课本成了孔子之后又一次统一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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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东汉末年和曹魏初年，郑玄的弟子们在政权中逐渐升任高官，“郑学”也成了一门显学，正式取代了两汉的今文经学。当年横行一时的各大学派逐渐衰亡，被人遗忘，最终失传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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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统一经学本来应该是哲学界的一件大事，但实际上，他的统一又是微不足道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斗争，为的是进入朝廷，掌握政权，影响社会。在东汉的整个繁荣期内，文人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不仅没有成为政权的好帮手，还不停地制造麻烦。由于政权机器运行不畅，皇帝不能靠文人治理，逐渐倒向了宦官和外戚，引起了东汉政治的腐败和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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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东汉已经不行了，汉代的经学才归于统一。时局的动荡已经把对社会的控制权从文人转到了武夫手中，依靠学问控制社会的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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