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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给文人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他们除了被禁止当官之外,也发现了所谓的文人是多么脆弱,他们所相信的原则在暴力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在反思声中,东汉的哲学体系走向了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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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党锢之祸的发生又是一种必然,即便没有这次灾难,东汉已经失控的文人圈也必然导致另一次祸患,从这个角度说,东汉的哲学体系之所以崩溃,又可以理解为是它内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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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缝中的文人结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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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汉的酷烈相比,在历史上不声不响的东汉却是文人的白银时代。皇帝对文人更宽容,也较少对他们进行直接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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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人生活悠闲的同时,权力却比西汉时期下降了。西汉大儒可以升任宰相,东汉的权力更多地被分给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由一些大家族把持,文人虽然受到了皇帝的优待,但权力却是减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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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东汉的读书人形成了不同于西汉的习惯:他们生活悠闲,喜欢拉帮结派,评论政事,却缺乏实际的政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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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结小团伙上,东汉人的群聚性可以让后世各朝代都甘拜下风。除了皇帝制造了三万人的太学供读书人交游之外,各地的地方学校以及私学都极其发达,私下里开门授徒的学者不下万人,而每个人的学生也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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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了一帮儒者的事迹,这些文人大都有大量的徒子徒孙,最多的几个每人有弟子上万人,少则数千人。这些徒子徒孙不仅是学知识,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搭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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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死亡时,是检验徒子徒孙规模的最佳时机。各地的弟子都要赶赴老师的葬礼,在葬礼上不仅仅是哀悼,还是炫耀的好时机。公元187年(中平四年),著名学者陈寔死亡,除了大将军何进派人吊唁之外,各地的徒子徒孙们倾巢出动,一共三万多人参加葬礼,披麻戴孝的都有数百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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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巨大的读书人群体有着知识的自负以及怀才不遇的感慨,他们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东汉的政局,并不时地拉帮结派对皇帝的政策品头论足,构成了巨大的清议压力。他们没有足够的实务经验,却是政治提案的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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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灵帝时期,随着帝国政治的恶化,文人的拉帮结派运动也达到了高峰期,这时,全国性的文人网络已经形成,在这个网络顶部的,是被人们奉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的三十五个人。这些人中有的身居高位,有的只是普通的学者,身居高位的需要普通学者们拥戴,普通人则需要高官的撑腰。在文人官员的领导下,读书人突然有了参政议政的归属感,并死心塌地地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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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东汉灵帝时期的名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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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读书人参政形成阻碍的,在东汉后期主要有两个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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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出场的是外戚集团。比起西汉来,东汉的皇帝更加依靠内部人统治,最大的内部人就是妻子的娘家人。西汉时期还屡屡有平民皇后出现[8],东汉光武帝之后,皇后默认只能出自几个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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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光武帝对中央权力系统进行了改造,边缘化了丞相所代表的外官体系,把原本属于外官的权力交给了宫内的尚书台,尚书台又控制在几个外戚大族手中,中央政府慢慢地变成了几个大族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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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东汉中期,皇帝与外戚的冲突已经愈演愈烈,于是又引进了另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在正规的儒家经典上是没有地位的,没有圣人教导要怎么处理他们,但是皇帝却十分需要他们。这就是宦官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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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2年(永元四年),宦官郑众帮助皇帝干掉了外戚窦宪。这是宦官势力得势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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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之所以不得不利用宦官,是因为宦官是最无法培养自己嫡系的势力的。与外戚时常利用读书人不同,宦官大都缺乏儒家训练,对于儒家提出的各种仁义道德也不在意,他们唯皇帝马首是瞻,且没有后代,不会形成庞大的家族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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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宦官与外戚发生了数次冲突,比如,安帝死后,宦官孙程诛杀外戚阎显,拥立顺帝;桓帝时期,宦官单超诛杀外戚梁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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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桓帝末年和灵帝初期,桓帝的岳父、外戚窦武决定铲除宦官集团。出于需要,他开始与文人集团联合,并得到了文人集团的认可。在文人集团的推动下,窦武成为“三君”之首、文坛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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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窦武之外,对于铲除宦官呼声最强的是太尉陈蕃,两人联合后,窦武又借助皇帝把志同道合的尹勋封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还有曾经被废黜的名士前司隶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㝢等,都被窦武找来列于朝廷,前越巂太守荀翌成了从事中郎,颍川陈寔作为下属[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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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与文人的联合,是文人集团试图更深入参与政治的表现。由于文人本身没有统治能力,必须依附于外戚或者宦官之一。与宦官相比,外戚还是较为名正言顺的集团。毕竟在白虎观所代表的哲学体系中,能够找到外戚的位置,却没有给宦官留下合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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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武联合文人集团,准备对宦官集团动手时,文人集团内部的拉帮结派现象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所谓的结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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