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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灵帝时期，随着帝国政治的恶化，文人的拉帮结派运动也达到了高峰期，这时，全国性的文人网络已经形成，在这个网络顶部的，是被人们奉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的三十五个人。这些人中有的身居高位，有的只是普通的学者，身居高位的需要普通学者们拥戴，普通人则需要高官的撑腰。在文人官员的领导下，读书人突然有了参政议政的归属感，并死心塌地地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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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东汉灵帝时期的名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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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读书人参政形成阻碍的，在东汉后期主要有两个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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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出场的是外戚集团。比起西汉来，东汉的皇帝更加依靠内部人统治，最大的内部人就是妻子的娘家人。西汉时期还屡屡有平民皇后出现[8]，东汉光武帝之后，皇后默认只能出自几个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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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光武帝对中央权力系统进行了改造，边缘化了丞相所代表的外官体系，把原本属于外官的权力交给了宫内的尚书台，尚书台又控制在几个外戚大族手中，中央政府慢慢地变成了几个大族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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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东汉中期，皇帝与外戚的冲突已经愈演愈烈，于是又引进了另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在正规的儒家经典上是没有地位的，没有圣人教导要怎么处理他们，但是皇帝却十分需要他们。这就是宦官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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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2年（永元四年），宦官郑众帮助皇帝干掉了外戚窦宪。这是宦官势力得势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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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之所以不得不利用宦官，是因为宦官是最无法培养自己嫡系的势力的。与外戚时常利用读书人不同，宦官大都缺乏儒家训练，对于儒家提出的各种仁义道德也不在意，他们唯皇帝马首是瞻，且没有后代，不会形成庞大的家族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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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宦官与外戚发生了数次冲突，比如，安帝死后，宦官孙程诛杀外戚阎显，拥立顺帝；桓帝时期，宦官单超诛杀外戚梁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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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桓帝末年和灵帝初期，桓帝的岳父、外戚窦武决定铲除宦官集团。出于需要，他开始与文人集团联合，并得到了文人集团的认可。在文人集团的推动下，窦武成为“三君”之首、文坛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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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窦武之外，对于铲除宦官呼声最强的是太尉陈蕃，两人联合后，窦武又借助皇帝把志同道合的尹勋封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还有曾经被废黜的名士前司隶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㝢等，都被窦武找来列于朝廷，前越巂太守荀翌成了从事中郎，颍川陈寔作为下属[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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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与文人的联合，是文人集团试图更深入参与政治的表现。由于文人本身没有统治能力，必须依附于外戚或者宦官之一。与宦官相比，外戚还是较为名正言顺的集团。毕竟在白虎观所代表的哲学体系中，能够找到外戚的位置，却没有给宦官留下合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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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武联合文人集团，准备对宦官集团动手时，文人集团内部的拉帮结派现象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所谓的结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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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1701934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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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理想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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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们在桓帝和灵帝时期第一次有记载的结派运动，可以追溯到桓帝刚上台之时。桓帝未当皇帝之前是蠡吾侯，当时曾经给一个叫周福的人当学生。周福是甘陵[10]人，与当时的河南尹房植是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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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帝当上皇帝后，为了报答恩师，将周福提拔为尚书。汉代人有利用歌谣嘲讽政治的习惯，这时，甘陵本地人就造出了一首民谣，叫“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大意是在肯定房植的同时，嘲讽周福依靠皇帝的裙带关系升官。这两家宾客互相嘲讽，各自树立朋党，在甘陵号称南北部。这就是桓帝时期党人的开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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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朋党事件出现在汝南和南阳，都是首都洛阳附近的重镇。这两个地方的太守都委任了一个特别能干的功曹，汝南太守宗资任命的是“八顾”之一的范滂，而南阳太守成瑨委任的是“八及”之一的岑晊。这两个人刚正不阿，用人严厉，得罪了不少人，他们提拔了一批官员来推行自己的政策。那些嫉恨他们的人乘机说这是结党营私。[12]民间又出现了歌谣，嘲笑两个太守不管事，权力被两个功曹把持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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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滂、岑晊的名声传到了首都的太学之中，成了太学生们的榜样。当时的太学生领袖是郭泰和贾伟节，这些人又和官员李膺、陈蕃、王畅互相往来，共同抬高身价，再结交范滂、岑晊等，形成了更大的朋党群。这个朋党群遍及整个学术圈，学者们大都属于清议一派，他们对于时政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褒贬，构成巨大的压力集团。朝廷的达官贵人、宦官外戚，莫不对这个巨大的清议集团侧目，害怕被他们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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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议集团中，又以已经获得了官职的陈蕃、李膺和王畅三人更加活跃。其中李膺由于担任河南尹（大首都行政圈的最高官员）而备受推崇，他执法时刚正不阿，甚至过于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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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当河南尹时，有一个叫羊元群的人离开北海郡的职位，带着大量的赃物离开，李膺控告他的罪状，却被羊元群行贿宦官，先告了状，李膺被反坐了。好在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李膺没有被判罪，反而当上了司隶校尉。吃过宦官亏的李膺对于宦官群体更是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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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个有名的宦官叫张让，他的弟弟张朔是野王县令，张朔为人残暴无道，甚至有过杀孕妇的罪恶。当张朔听说李膺要惩罚他时，连忙逃回首都，藏在了哥哥张让的房子里。房子里的柱子是可以打开的，张朔就藏在柱中。李膺打听到了这个消息，率领士兵进入张让的宅子，把柱子打碎，把张朔揪出来带走。到了洛阳的监狱，先记录了他的供词，随后将他处死。大为震惊的张让连忙向皇帝告发李膺，李膺在皇帝面前侃侃而谈，最后，皇帝只好对张让说：那是你弟弟的错，怪司隶什么事？自此以后，宦官们不敢出宫门，害怕碰到李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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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膺的清流精神总有遇到麻烦的时候。公元166年（延熹九年），有一个叫张成的术士与宦官集团交往甚密，有一次，他通过占卜得知（更可能是通过内部消息得到）皇帝即将大赦，就乘这个空闲教唆自己的儿子报私仇杀了人。杀人之后，果然大赦，也就是说杀人者被赦免了。这件事却让李膺感到愤怒，他不允许自己的辖区内出现这种事，于是不理睬所谓的大赦，照样杀掉了张成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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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件事作为导火索，张成借助宦官的力量游说皇帝，一是告李膺不理睬皇帝的诏令私自杀人，二是趁机告李膺等人拉帮结伙、树立朋党、诽谤朝廷、疑乱风俗。皇帝大怒，下令各地逮捕所谓的党人，首先把李膺捉拿归案，之后抓了二百多人，还有很多人逃走后被悬赏，暂时没有抓到。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党锢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