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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后汉书·蔡邕列传》：“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憙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贾小民，为宣陵孝子者，复数十人，悉除为郎中、太子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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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后汉书·蔡邕列传》：“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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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后汉书·郭太列传》记载的人物有左原、茅容、孟敏、庾乘、宋果、贾淑、史叔宾、黄允、谢甄、王柔、王泽、张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许伟康、司马子威、郭长信、王长文、韩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周康子、王季然、丘季智、郝礼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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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后汉书·徐稺列传》：“为我谢郭林宗，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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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这四人的发掘来自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事迹分别见《后汉书》各自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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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第七章 一切都是“无”（公元220—公元2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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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哲学讲究的是灌输和盲从，不要求学者们去追问为什么，只是将“天人合一”的理论灌输给他们，要求他们必须相信。魏晋哲学的本质却是思辨，要求人们从“什么都不相信”出发，用自己的理性和逻辑，去寻求应该相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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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玄学，是一种质疑精神，一种方法论，对五花八门的现象提出质疑、辩论，恢复人的思考能力，这种态度就是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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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包含的内容五花八门，看上去各不相干，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思辨的逻辑去分析问题，不要人云亦云。这个特点让玄学成了打破旧有观念的最好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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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的萌芽期，来自学者们对政权的不满。他们认为政权和皇帝是无知的，分不清人才的好坏，开始探讨建立一套更加科学的人才鉴别标准。品评人物，就成了玄学的第一个主题。通过品评人物，发展到对人的“才华”和“天性”关系的讨论，试图用逻辑来论证才性问题，这就进入了思辨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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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的成熟期，是两个嬉皮士利用思辨的力量来解决宇宙的本源问题，并提出了不同于“天人合一”的另一套理论：整个宇宙不是诞生于天人合一，而是从“无”这个抽象概念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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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哲学认为功名利禄也是天道的一部分，而玄学的“贵无论”则认为，人们生活的目的是回归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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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56年（甘露元年）魏国皇帝曹髦与群臣的几次辩论，让我们在形式上看到了玄学的影子，但内容又带着浓重的经学特征。他处的时代，恰好是经学向玄学转变的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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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髦当皇帝时已经进入了魏国末期，三十多年前，魏王曹操[1]的儿子曹丕在父亲去世后，终于抑制不住篡权的冲动，取代了汉朝。群臣的劝进，曹氏的扭捏推辞，汉献帝的配合，如同王莽取代西汉一样重复了一遍。此时，汉代经学的作用已经只剩下一个：给统治者找借口进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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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历了文帝曹丕和明帝曹叡之后，曹魏的政权被司马氏掌控，到最后，司马师废除了皇帝曹芳，将帝位授予了年轻的高贵乡公曹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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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髦得到帝位后，却深知这个皇帝是司马氏的玩物，他不甘心当傀儡，开始了反抗。在京城之外，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也先后发动了针对司马氏的起兵，却不幸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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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外将领的武力反抗不同，在首都的皇帝曹髦根本调不动军队，只能做橱窗里的小丑摆个姿态，于是，和身边文臣的辩论就成了皇帝表达不满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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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辩论发生在公元256年二月，当时皇帝在太极东堂大宴群臣，随后，与侍中荀顗，尚书崔赞、袁亮、钟毓，给事中中书令虞松等人讲述礼典。曹髦之前的皇帝曹芳年号叫正始，一般认为，魏晋玄风就是从正始年间正式开始的，而玄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品评人物。曹髦与群臣谈着谈着，自然也进入了品评人物的节奏，这次他们评论的人物是夏朝的君主少康以及汉朝皇帝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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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康是夏朝著名的君主，他之前的君主叫太康，太康时期夏朝出现了衰落，结果被东夷（位于现在山东境内）灭国了。少康则聚集了夏朝的残众，击败了东夷，完成了复国，这就是“少康中兴”。汉朝皇帝刘邦则属于开国皇帝。这次争论的题目，翻译成现代人能理解的词句，就是：开国之君和中兴之主，谁更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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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臣大都支持刘邦，认为开国之君要比中兴之主更伟大。而曹髦则认为开国往往是乘着前朝的衰弱顺势而为，而中兴是将已经衰落的势头逆转过来，难度上要大得多，所以，少康优于汉高祖。群臣为了照顾皇帝的面子，最终不得不同意了他的观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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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辩论已经流露出了曹髦的志向，他认为自己当皇帝后，曹魏的政权实际上已经被司马氏篡夺了，而他要做一个中兴之君，将国运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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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辩论发生在同一年的四月份，皇帝到太学和众儒家辩论。这次的辩论形式上是玄学式的，但主题却是经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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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髦时期，从经学中突然出现了一位叫作王肃的人，将东汉末年本来已经被郑玄统一的经学又强行分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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