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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历了文帝曹丕和明帝曹叡之后，曹魏的政权被司马氏掌控，到最后，司马师废除了皇帝曹芳，将帝位授予了年轻的高贵乡公曹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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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髦得到帝位后，却深知这个皇帝是司马氏的玩物，他不甘心当傀儡，开始了反抗。在京城之外，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也先后发动了针对司马氏的起兵，却不幸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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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外将领的武力反抗不同，在首都的皇帝曹髦根本调不动军队，只能做橱窗里的小丑摆个姿态，于是，和身边文臣的辩论就成了皇帝表达不满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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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辩论发生在公元256年二月，当时皇帝在太极东堂大宴群臣，随后，与侍中荀顗，尚书崔赞、袁亮、钟毓，给事中中书令虞松等人讲述礼典。曹髦之前的皇帝曹芳年号叫正始，一般认为，魏晋玄风就是从正始年间正式开始的，而玄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品评人物。曹髦与群臣谈着谈着，自然也进入了品评人物的节奏，这次他们评论的人物是夏朝的君主少康以及汉朝皇帝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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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康是夏朝著名的君主，他之前的君主叫太康，太康时期夏朝出现了衰落，结果被东夷（位于现在山东境内）灭国了。少康则聚集了夏朝的残众，击败了东夷，完成了复国，这就是“少康中兴”。汉朝皇帝刘邦则属于开国皇帝。这次争论的题目，翻译成现代人能理解的词句，就是：开国之君和中兴之主，谁更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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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臣大都支持刘邦，认为开国之君要比中兴之主更伟大。而曹髦则认为开国往往是乘着前朝的衰弱顺势而为，而中兴是将已经衰落的势头逆转过来，难度上要大得多，所以，少康优于汉高祖。群臣为了照顾皇帝的面子，最终不得不同意了他的观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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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辩论已经流露出了曹髦的志向，他认为自己当皇帝后，曹魏的政权实际上已经被司马氏篡夺了，而他要做一个中兴之君，将国运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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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辩论发生在同一年的四月份，皇帝到太学和众儒家辩论。这次的辩论形式上是玄学式的，但主题却是经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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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髦时期，从经学中突然出现了一位叫作王肃的人，将东汉末年本来已经被郑玄统一的经学又强行分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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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曹魏开始，经学已经衰微到了寒碜的地步。魏文帝曹丕虽然恢复了太学，又恢复了部分考试制度，但这时的太学已经和东汉鼎盛时期有了天壤之别。表面上看，太学生人数从最初的数百人恢复到了最高千把人，但这些人大都是因为天下战乱跑到太学里来避难的，至于学习则谈不上。到了皇帝曹芳时期，朝堂上的公卿百官有四百多人，能够操笔写作的不到十人，大部分人都只是为了吃饱饭。至于郎官和司徒领吏更是达到了两万多人，能够用文章来回答皇帝问题的也没有多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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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已经微不足道时，王肃却是个例外。魏晋时期王肃的解经曾经暂时性压倒了郑玄，人们称他的学问是“王学”。他曾经做过《尚书》、《诗》、《论语》、“三礼”、《左传》的注，并把他父亲写的《易传》做了整理和刊行。这些书都成了魏国后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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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与郑学的区别是：郑玄综合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谁说得对，就选择谁的经义；而王肃精通的是古文经学家贾逵和马融的理论，他主要从这两家来寻找理论上的弹药库，一旦这两家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持，他就伪造一部分书籍来说明自己的观点。魏晋历史上有不少伪托古人做的伪书，其中儒家伪书多和王肃有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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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晋时期，王肃对于经义的注解超过了郑玄，成为逐渐缩小的儒教群体的精神支撑。魏国大臣中仍然有儒教修养的人大都跟从了王肃，但是曹髦却是王学和郑学兼修，并且更加偏向于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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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王肃为什么能够垄断曹魏时期的经学解释呢？这和他的身份有关。他的第一个身份是重臣王朗的儿子。在《三国演义》中，司徒王朗是被诸葛亮骂死的，但在真实的历史中，王朗却是位兼有品德和文采的重臣，并且获得了善终。[5]仅仅这个身份还无法说明王学为什么如此受人推崇，王肃的另一个身份是司马昭的岳父[6]，群臣们不给王肃面子，也必须给权臣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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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司马氏掌权后，王肃的学问开始横扫整个魏国政坛。但是到了高贵乡公曹髦上台后，皇帝反司马氏的情绪就给群臣带来了新的困扰：到底是支持王学还是郑学，成了群臣们站队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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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曹髦视察太学时，首先和学者们讨论了一通《易经》的问题，从三代以上的圣人，到孔子和郑玄，皇帝都提出了疑问，表现了他的质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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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完《易经》之后，开始讲《尚书》时，才真正展现了皇帝的思想。皇帝抓住了《尚书·尧典》中的一句话，其中郑玄和王肃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尧典》是尧舜禅让的故事，由于司马氏掌权，曹氏衰弱，所以尧舜禅让的故事被授予了格外的意义。曹髦自然站在了尧的立场上，而许多人为了讨好司马氏，恭维司马氏是舜，要通过禅让获得尧的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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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和学者的冲突发生在“若稽古帝尧”这一句，对于“稽古”这两个字，王肃和郑玄有着不同的解释。郑玄认为：“稽古”就是“同天”的意思，是说尧和天一样伟大。王肃认为：“稽古”就是“顺考古道而行之”的意思，是说尧考察了古代的做法，决定跟着做。这就给后来的禅让做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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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赞同前一种说法，是为了给自己的地位做辩护；学者们支持后一种，则是给司马氏做铺垫。皇帝和学者中的代表人物博士庾峻你来我往辩论了起来，直到庾峻承认自己的“愚见”不能答复，才告一段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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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髦虽然依靠权威压住了群臣的辩论，但手无军队的他却无法在事实上战胜司马氏，后来在一次冲动中送掉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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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对曹髦与群臣的辩论这么感兴趣，是因为这场辩论恰好反映了经学向玄学的过渡：两汉经学到了曹魏时期，已经失去了活力，除了给政治斗争的人群找个借口之外，已经没有了其他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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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用到经学的地方，但在辩论上却已经玄学化了。曹髦和群臣品评少康和刘邦，就是典型的早期玄学做法。这一派叫“才性派”，以品评人物为乐，不仅品评当代人物，还在古人之间，古人与当代人之间比来比去。流传下来的最著名的品评人物的书籍《人物志》甚至专门讨论如何划分人物的才性，好对人物分门别类，俨然认为这是一门管理科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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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辩论《尧典》时，所用到的辩术也是玄学的。特别是皇帝曹髦，由于他的地位与司马氏冲突，更加借重于玄学的辩论技术与学者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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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之后，人们把学问总结为“传道授业解惑”，通俗一点，就是老师给学生填鸭式教学，而在魏晋，学生们却更看重技巧。玄学最重要的技巧是辩论，双方寻找一个题目，并施展各自的手段进行辩论，其中的逻辑力量并不亚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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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在现代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代表着人们的自由精神被压抑了数百年后，又获得了一次释放的时机。于是，它脱离了当初的政治含义，成了一种彰显人类自由的运动。我们要追寻的，除了什么是玄学之外，还有：它是如何在政治中产生？又如何跳到了政治之外，成了一种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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