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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包含的内容五花八门，看上去各不相干，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思辨的逻辑去分析问题，不要人云亦云。这个特点让玄学成了打破旧有观念的最好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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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为了发展思辨性，也有着一定的理论储备作为弹药库。这个弹药库包括三本书：《周易》《老子》《庄子》。这三本书称为“三玄”。其中《周易》是儒家经典，《老子》《庄子》是道家经典。玄学更偏向于道，之所以对《周易》重视，在于这本书与其他的儒教经典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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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儒教经典强调的是一个“礼”字，周代是一个最尊重礼的朝代。但在“礼”之外，周代也从夏商两代继承了另一个特征：占卜文化。《周易》就是一本关于占卜的书，与其他书强调“礼”不同，《周易》强调的是“变”，与其说是周代文化，不如说是更早文化的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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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期，将其他的儒家经典都烧了，却保留了《周易》，因为他根本不觉得这本书是儒家的，只认为它就是一本占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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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的变还不是特殊的变，而是千变万化。由于占卜是一种高度不确定的行为，对《周易》的解读也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这种自由度让《周易》成了历代术士的宝库，可以对它进行随心所欲的解读，即便现在，算命先生们也总宣称是利用《周易》来算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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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玄学、阴阳学都看上了《周易》的千变万化，当需要找古书来证实自己的理论时，总是将这本最含糊的书揪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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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三本经典有了，玄学的出现，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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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回到东汉末年，随着党锢之祸以及东汉社会的崩塌，大量的学者离开了圈养的知识圈，他们突然间意识到了社会的残酷并不符合所谓的天道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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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说，天人是合一的，天的运行反映了人间的状况，而人也影响着天的征兆。只要人们遵从皇帝的领导，皇帝又遵从天道，那么世界就会和谐、和平、和睦，不会有天灾人祸，也不会有朝代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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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汉末，董仲舒的假设却严重背离了人们的感受。人们突然发现，即便他再守规矩，仍然免不了成为鱼肉，皇帝甚至连性命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又怎么去“替天行道”？到底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那所谓的“天人合一”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候，跑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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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发生了两个方向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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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他们的学问从儒家的五经转向了三玄。在他们看来，汉代经学利用五经做的那些牵强的比附已经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了。反而是三玄所代表的精神，更与现实合拍。三玄中，首先是《周易》，世界之所以如此乱套，是因为它太复杂了，其中的变化需要《周易》这样的复杂系统。其余四经讲的是一个确定的世界，信服度不够。对典籍研究的变化，决定了学者的思维已经逐渐跳出了汉代的天人合一和谶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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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者们由于无法被政权吸收，游荡于江湖时，仍然不免讽刺一下朝廷和皇帝的无知。于是，与皇帝选人标准不同的另一套标准建立了起来。既然皇帝无法识别人才，那么江湖自有标准，在文人的世界里，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谁的品格优秀，谁的学问更好，都自有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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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与皇帝不同的品评人物的做法，就成了玄学萌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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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品评人物，还只是笼统地评价，但后来人们开始制定标准。比如，两个人比较时，人们可能说，甲的天赋高，但乙的造诣大。这其中“天赋”和“造诣”就是不同的标准。品评人物集大成者刘劭在他的《人物志》中，就把人才分成了十二种。[10]品评诗歌的著作《诗品》则把诗人们进行分门别类，试图寻找出优劣排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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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人物的品评还是文人对社会的一种反应和行为的话，为品评人物设立标准，就已经表明文人开始寻找理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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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理论的过程中，人们发明了一种划分方法，即“才”和“性”的二元划分。所谓才，就是一个人能力的外在表现，所谓性，就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这和我们现在所说的“现象”（对应于才）和“本质”（对应于性），就有点儿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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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开始对现象和本质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时，就已经上升为哲学问题了。这也可以看出魏晋玄学和汉代经学的区别。两汉时期的哲学匠人很像现代的小学老师，他们只告诉你，官方规定的静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不准怀疑，只准全盘接受。一个人没有怀疑的权利，只能按照传授的规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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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汉代经学首先创造一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再用它来解释一切，是由“大”（宇宙）到“小”（社会、家庭、个人）的思路。而玄学最初研究的就是“小”的，研究人的问题，然后从“小”，再研究到“更小”（微观），也就是人的才和性的问题，两者的研究对象是迥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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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性问题的研究以魏国的正始年间为盛。正始是魏国皇帝曹芳的年号，对应时间是公元240年到248年。这段时间恰好是司马氏篡权的时期，上一个皇帝曹叡死后，权力掌握在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手中。在接下来的斗争中，司马懿用计策铲除了曹爽的势力，基本上控制了曹魏的政权。[12]这一段时期是政治上变动最为剧烈的时候，也是许多人政治幻灭的时候。政治上的幻灭催生了哲学上的发展。所以，这一段时间也被称为玄学哲学化形成的时间。玄学的出现，也被称为正始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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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才性问题，正始时期的人看法各个不同，但基本上有四类：一、才和性这两种东西，其实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外在表现出的才能，和他的内在品质是一样的，看不出什么区别，这叫“才性同”。二、“才性异”，外在才能和内在品质并不相同。一个人的品质可能很好，但外在之才也许并不佳，另一个人看上去很有才，但实际上资质并不行。三、“才性合”。才性虽然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整体趋势是一致的。四、“才性离”。才性之间本来没有必然的联系，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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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才”和“性”的这四种观点，总称为“四本”。[13]才性问题本来是非政治性的，但在魏国，因为不同的人持不同的观点，而不同的人又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结果才性问题就和政治派别结合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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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来，但是统治者暗含地认为“才”和“性”是一回事，有品格有道德的人才会有才华。可是，到了魏王曹操时期，由于天下的读书人已经不多，曹操也更重视实务经验，所以，主张把一个人的才和性分开，即便这个人道德上有缺陷，但如果他有才华，能够胜任官府中的具体事务，那么就应该受到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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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之后的魏国皇帝大都继承了这个思路，认为“才”和“性”不是一回事。不过他们内部也有分歧，有的认为“才”是第一位的，有的认为“性”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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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氏崛起后，他们对才性问题采取了更为保守的看法，为了打击忠于曹魏的人，往往借助人品问题做文章，就开始强调“才”和“性”是合的。还有一部分人处于中间骑墙的位置，谁也不想得罪，就主张才性是离的，没有什么必然联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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