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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汉代经学首先创造一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再用它来解释一切,是由“大”(宇宙)到“小”(社会、家庭、个人)的思路。而玄学最初研究的就是“小”的,研究人的问题,然后从“小”,再研究到“更小”(微观),也就是人的才和性的问题,两者的研究对象是迥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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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性问题的研究以魏国的正始年间为盛。正始是魏国皇帝曹芳的年号,对应时间是公元240年到248年。这段时间恰好是司马氏篡权的时期,上一个皇帝曹叡死后,权力掌握在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手中。在接下来的斗争中,司马懿用计策铲除了曹爽的势力,基本上控制了曹魏的政权。[12]这一段时期是政治上变动最为剧烈的时候,也是许多人政治幻灭的时候。政治上的幻灭催生了哲学上的发展。所以,这一段时间也被称为玄学哲学化形成的时间。玄学的出现,也被称为正始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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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才性问题,正始时期的人看法各个不同,但基本上有四类:一、才和性这两种东西,其实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外在表现出的才能,和他的内在品质是一样的,看不出什么区别,这叫“才性同”。二、“才性异”,外在才能和内在品质并不相同。一个人的品质可能很好,但外在之才也许并不佳,另一个人看上去很有才,但实际上资质并不行。三、“才性合”。才性虽然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整体趋势是一致的。四、“才性离”。才性之间本来没有必然的联系,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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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才”和“性”的这四种观点,总称为“四本”。[13]才性问题本来是非政治性的,但在魏国,因为不同的人持不同的观点,而不同的人又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结果才性问题就和政治派别结合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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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来,但是统治者暗含地认为“才”和“性”是一回事,有品格有道德的人才会有才华。可是,到了魏王曹操时期,由于天下的读书人已经不多,曹操也更重视实务经验,所以,主张把一个人的才和性分开,即便这个人道德上有缺陷,但如果他有才华,能够胜任官府中的具体事务,那么就应该受到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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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之后的魏国皇帝大都继承了这个思路,认为“才”和“性”不是一回事。不过他们内部也有分歧,有的认为“才”是第一位的,有的认为“性”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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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氏崛起后,他们对才性问题采取了更为保守的看法,为了打击忠于曹魏的人,往往借助人品问题做文章,就开始强调“才”和“性”是合的。还有一部分人处于中间骑墙的位置,谁也不想得罪,就主张才性是离的,没有什么必然联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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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性问题是玄学作为理论哲学寻找到的第一个问题。而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名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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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和“性”基本上是针对人来说的,才性如果扩大到整个世界,就是所谓的“名”和“理”的问题。所谓名,指的是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以及事物具体的个体属性。所谓理,指的是事物的实质属性,或者事物的总体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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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才性到名理,又是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也就是把研究对象从人扩展到了整个自然界。汉代经学是从自然到社会,而玄学则是首先考虑人,再到人的品质,最后扩大到自然,其中的人文关怀也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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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名理问题时,玄学的哲学性发展到了最高峰。这时候,玄学与汉代经学中的另一大区别显现了。汉代经学是比附式的,也就是首先创造一个理论,再根据这个理论构造一个固定的世界,把一切现象都比附进去。一旦打雷,不是去考虑雷是什么,而是立刻想到雷是老天爷在警告人类做错了事情,惶惶然不可终日。这是一种生搬硬套。玄学却是思辨式的,它强调一个理论之所以成为理论,要禁得起推敲,禁得起质疑,禁得起来回的辩论。如果说,汉代经学和西方的宗教很相似,只允许相信,不允许质疑,那么魏晋的玄学就和西方真正意义的哲学很类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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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名理问题的时候,产生了几个流派,第一个就是正始时期何晏和王弼的贵无派。所谓贵无派,是研究名理问题时,认为万物的实质,归根结底都是一个“无”字。这个“无”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更像佛教的概念“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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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魏晋的玄学就围绕“无”这个概念做文章,并从各个角度来辩论,希望揭示名理之间的关系,或者找到万物的“名”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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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除了理论上之外,还有两个很强烈的特点。一个是在形式上强调辩论。人们不分师承、不分背景和身份,在辩论时都是平等的。一场辩论有一个题目,再由双方各自摆出自己的观点,然后互相寻找对方的矛盾所在。而其余的人都是听众,并且用公论的形式来评定优劣。公论很像现在的投票制度,谁的支持者多,谁就胜利了。有时候双方并没有辩出胜负,听众们却大呼过瘾,因为他们听到了最好的辩论技巧,以及最出乎意料的论点和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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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特点是,由于玄学题目脱离了政治题目,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表现在生活上,就是放诞不羁,惊世骇俗,脱离了儒家社会的教导。不管是嵇康临刑前的从容不迫,还是阮籍、刘伶的嗜酒如命,或是郭象、葛洪的神仙气质,都让人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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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两个理论之外的特点,玄学吸引现代人,不是因为它研究的题目(才性、名理),反而是那些人物的作风、个性和生活方式,至于他们对于政治的蔑视,更让人神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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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与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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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评人物的最主要代表人物叫刘劭,他写的一本《人物志》流传到了今天,成为我们研究魏晋早期玄学的经典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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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劭出生于汉灵帝年间,受到过正统的经学教育,他死时,已经是魏国正始年间。他曾经担任过许多和文化有关的工作,比如搜集五经群书,分门别类,之后又负责首都官员的考察和评价,为此他写了《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当作典章制度。所以,刘劭对于评价和分类学颇有研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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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所写的《人物志》最能代表他在品评分类上的功力,分析它的内容,也有助于理解魏晋时期是怎么品评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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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过经学教育,刘劭的思想还有汉代的特点,一定要从大到小叙述。所谓从大到小,就是说出发点一定要回到宇宙论上去。他认为,人作为带血气的物种,可以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叫“质”,也就是人类最根本的属性,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第二个方面叫“性”,也就是人的性格,每个人是不同的。第三个方面叫“形”,也就是人的形体,是人的外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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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宇宙学上来讲,人的这三个属性是从不同的源头得来的,人的“质”是来自于“元一”,也就是天地间最基本的气或者元素,是万物的根本。“元一”作为根本的气分化后,轻气上升形成了“阳”,浊气下降形成了“阴”,于是就生出阴阳,而阴阳则是生成人的“性”的源头。从阴阳继续变化,生出五行,而五行就是构成人的“形”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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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劭通过区分质、性和形,就与元一、阴阳和五行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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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对人的困扰是它决定了人的品性,比如,阳气重的人好动,明白通达,但是不善于深思熟虑;而阴气重的人正好相反,动作慢,但是善于思考。不过,与董仲舒认为“阴是坏,阳是好”不同,刘劭的阴阳并不区分好坏,只是不同特点罢了。到底是动作快好,还是善于思考好,答案或许是,都好,但又都有缺陷。决定人的好坏的,在于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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