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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是至少有一类标准达到了，其他的没达到，但也没有违反，这种人叫作偏才，也叫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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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是都没有达到，但有一征似乎还算可以，这种人叫依似，也叫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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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类是有的达到了，但有的又彻底违反了，这种人叫无恒，也叫间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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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者对于偏才也并没有歧视，他总结了十二种偏才，分别是：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辨、雄杰。这些偏才虽然不能成为圣人，但都有作为人臣的潜质，所以，要有圣人来学会利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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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框架，刘劭就完成了自己的伯乐术。之后的人们虽然在理论上大同小异，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相信人才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魏晋时期也就成了一个品评人物的高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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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高峰，是指从政府到私人都以发现人才、品评人才为乐趣。政府制定了如同相马一样的人才选拔术，叫“九品中正法”。[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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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九品中正法，是一种人才选拔机制。汉代时依靠察举选择人才，各郡的太守每年要负责向中央举报人才，由中央检查合格后，予以任用。但后来，察举失实了，官员们举报的人才都是自己亲朋好友的儿子，甚至酒囊饭袋也送上来不少。到了魏国，推出九品中正制，制定了一些选拔人才的标准，防止官员们随便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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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标准把人分成了九个等级，最高等级的是圣人，由于人们认为世上很少有圣人，所以这个等级等于是空缺的，而次高等级的人才就已经是最了不起的。至于如何评价人的等级，很可能采取的是与刘劭《人物志》类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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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九品中正制实行了没多久就失败了，原因在于，人才实在太难量化了，也许这个人在甲看来是上中等，也就是第二等，而在另一个人看来，只不过是下中等，倒数第二等，所以最终选拔的人才仍然都是亲朋好友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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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朝廷选拔人才失败了，但在私人和民间，品评人物的做法仍然非常普遍，他们不需要进行量化，只是给一个评价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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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中，有许多篇幅都和品评人物有关。比如，《世说新语》中有专门的两卷，叫作《赏誉》和《品藻》，通篇都是对从东汉末到南朝的人物的评价，前者偏重于评价个人，后者偏重于对比。如它谈到，在汉末名士中有两个人叫陈蕃（党锢“三君”的最后一位）和李膺（党锢“八俊”的第一位），当时人们认为他们水平相当，无法定夺孰优孰劣，这时一个叫蔡伯喈的人评价说：陈蕃强在他敢于犯上，而李膺强在他严于对下，比起对下来，犯上还是更难一点。就因为他的一句话，陈蕃就排在了李膺之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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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人们对诸葛瑾、诸葛亮兄弟和他们的从弟诸葛诞的评价，这三个人分别在吴、蜀、魏三国担任大臣，认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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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的其他篇章，也都是对于人物的品评。比如，竹林七贤之中，山涛评价嵇康，“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19]，将嵇康身材修长伟岸，风度翩翩又桀骜不驯的神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而王戎则评价山涛是“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20]，正好点出了竹林七贤的特色，他们有着深厚的才华，却又不事雕琢，傲物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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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对人评价的名句妙语辈出，其背后的评价逻辑，正是玄学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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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人物的品评还有一个好处，虽然官方的人才选拔评价极其失败，但是私人的评价却总是能够闪光。一个人如果能够在一场聚会、一次活动中脱颖而出获得赞誉，他就有了走向仕途的资本，被名士引荐，甚至成为名士的女婿。正是通过这样的非正式评价体系，魏晋维持统治阶层稳定性的同时，又可以吸纳一定的新鲜血液，保证人才不会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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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皮士的贵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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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评人物只能算玄学的一个偏门的小分支。人们也许不会料到，魏晋玄学的正门，却是由两个嬉皮士踹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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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嬉皮士是中国式纨绔子弟的典型，他们生活腐化、沉湎情色、吸毒，与正人君子的形象毫不沾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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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代印度和阿拉伯世界拥有大麻不同，中国历史上一直缺乏代表性植物毒品。但中国古人却发明了一种矿物性的替代品——五石散。五石散是用矿物（丹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配制的一种药剂，据说可以长生不老，但实际上吃了却浑身燥热，出大汗，长期服用可能要人命。魏晋时期人们寿命短，除了战乱之外，富人文士们的早夭可能与这种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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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五石散的风气，就是由一位叫何晏的人倡导的，他就是本节的主角之一。在魏晋时期可能是服用五石散致死的名单中，我们可以找到本节的另一位主角：王弼。王弼二十四岁就死了，人们有理由怀疑他是死于药物中毒。在这短短的二十四年间，他创立了玄学的第一个代表性理论：贵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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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的人们不热衷于背诵经文，而是更看重思辨和灵性，汉代的儒生的形象是白发鸡皮的老头子，因为他们要先花大半辈子背书，才能出人头地，但魏晋时期许多年轻人却凭着论辩的智慧，在十几岁、二十岁就已经成了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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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21]，字辅嗣，出生于曹魏建国之后的公元226年，死于公元249年。他出生于世家，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是他的继祖父（本来是族中祖父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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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各个地方的学术界是不同的，玄学主要在魏国发生，在吴国和蜀国两个国家内部，也没有遵从汉代经学的教导，同样发生了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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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吴，由于社会秩序更加安定，东吴的君主更加倚重于江东的世家大族，虽然表面上没有提，君主实际上采取了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回归了黄老之术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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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蜀汉，诸葛亮代表的官僚集团采取法家的思想进行统治，同样抛弃了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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