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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中，有许多篇幅都和品评人物有关。比如，《世说新语》中有专门的两卷，叫作《赏誉》和《品藻》，通篇都是对从东汉末到南朝的人物的评价，前者偏重于评价个人，后者偏重于对比。如它谈到，在汉末名士中有两个人叫陈蕃（党锢“三君”的最后一位）和李膺（党锢“八俊”的第一位），当时人们认为他们水平相当，无法定夺孰优孰劣，这时一个叫蔡伯喈的人评价说：陈蕃强在他敢于犯上，而李膺强在他严于对下，比起对下来，犯上还是更难一点。就因为他的一句话，陈蕃就排在了李膺之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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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人们对诸葛瑾、诸葛亮兄弟和他们的从弟诸葛诞的评价，这三个人分别在吴、蜀、魏三国担任大臣，认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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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的其他篇章，也都是对于人物的品评。比如，竹林七贤之中，山涛评价嵇康，“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19]，将嵇康身材修长伟岸，风度翩翩又桀骜不驯的神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而王戎则评价山涛是“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20]，正好点出了竹林七贤的特色，他们有着深厚的才华，却又不事雕琢，傲物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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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对人评价的名句妙语辈出，其背后的评价逻辑，正是玄学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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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人物的品评还有一个好处，虽然官方的人才选拔评价极其失败，但是私人的评价却总是能够闪光。一个人如果能够在一场聚会、一次活动中脱颖而出获得赞誉，他就有了走向仕途的资本，被名士引荐，甚至成为名士的女婿。正是通过这样的非正式评价体系，魏晋维持统治阶层稳定性的同时，又可以吸纳一定的新鲜血液，保证人才不会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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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皮士的贵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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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评人物只能算玄学的一个偏门的小分支。人们也许不会料到，魏晋玄学的正门，却是由两个嬉皮士踹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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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嬉皮士是中国式纨绔子弟的典型，他们生活腐化、沉湎情色、吸毒，与正人君子的形象毫不沾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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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代印度和阿拉伯世界拥有大麻不同，中国历史上一直缺乏代表性植物毒品。但中国古人却发明了一种矿物性的替代品——五石散。五石散是用矿物（丹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配制的一种药剂，据说可以长生不老，但实际上吃了却浑身燥热，出大汗，长期服用可能要人命。魏晋时期人们寿命短，除了战乱之外，富人文士们的早夭可能与这种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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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五石散的风气，就是由一位叫何晏的人倡导的，他就是本节的主角之一。在魏晋时期可能是服用五石散致死的名单中，我们可以找到本节的另一位主角：王弼。王弼二十四岁就死了，人们有理由怀疑他是死于药物中毒。在这短短的二十四年间，他创立了玄学的第一个代表性理论：贵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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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的人们不热衷于背诵经文，而是更看重思辨和灵性，汉代的儒生的形象是白发鸡皮的老头子，因为他们要先花大半辈子背书，才能出人头地，但魏晋时期许多年轻人却凭着论辩的智慧，在十几岁、二十岁就已经成了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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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21]，字辅嗣，出生于曹魏建国之后的公元226年，死于公元249年。他出生于世家，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是他的继祖父（本来是族中祖父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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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各个地方的学术界是不同的，玄学主要在魏国发生，在吴国和蜀国两个国家内部，也没有遵从汉代经学的教导，同样发生了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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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吴，由于社会秩序更加安定，东吴的君主更加倚重于江东的世家大族，虽然表面上没有提，君主实际上采取了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回归了黄老之术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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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蜀汉，诸葛亮代表的官僚集团采取法家的思想进行统治，同样抛弃了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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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的统治者虽然仍尊崇儒教的地位，但由于曹氏并非出自东汉时期的世家大族，而是出自较小的庶族家庭，他们也更多地借鉴了刑名和法家传统，将碎片化的社会强行捏合在一起。但随着社会的玄化，不管是刑名还是法家都无法抵抗玄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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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笼统地说几个国家的统治思想之外，有一个地区却值得专门提出，那就是荆州。荆州位于现在的湖北省西部，从地理位置上说是中国的中心部位，东汉末年属于军阀刘表，随后被魏蜀吴三国瓜分，魏国占去了北部，蜀国、吴国瓜分南部，后来，吴国赶走了蜀国，杀掉了蜀国守将关羽，获得了整个荆州南部。可以说，荆州是一片四分五裂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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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刘表统治时期，由于其余地方都处于战乱之中，荆州反而成了一片安静之地，聚集了一批著名的文人。刘表本人就曾经跟一位叫王畅的人学习过，而王畅就是著名的“八俊”之一。王畅有两个孙子，分别是王粲和王凯，其中王粲就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22]刘表以貌取人，嫌王粲太丑了，把女儿嫁给了他的兄弟王凯，生下了王业。王粲曾经获得了大文学家蔡邕送给的上万卷图书，这些书最后都给了王业，王业的儿子就是王弼。所以，王弼从小就受到荆州学派的耳濡目染，又有一定的读书量作积淀，有助于他在小小的年纪就创立了自己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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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无嬉皮士的另一位代表何晏则是大将军何进的孙子，也是曹操的养子。[23]曹操接纳了他的母亲。他后来又当了曹操的女婿。到了司马氏掌权时期，何晏由于参与政治，和曹爽一起反对司马懿，被司马氏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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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位官宦子弟，加上一位毛头小子，他们到底发明了什么理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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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庸的小说中，面对一个围棋的残局，所有的高手都束手无策，但一位不通围棋的人却可以无意中找到解法。这是因为当局面过于复杂的时候，也许最简单的人能够找到出路，而考虑过多，只会陷入更加混乱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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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经学就是一片关系错综复杂的沼泽地，谁陷入其中，就再也无力挣扎出来。如果要开创新的哲学，就不能陷入这片沼泽，而是必须从另外的地方找一条干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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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晏和王弼没有太多的经学包袱，他们抛弃了儒家的大部分经典著作，只选择了三本小书：道家的《老子》和儒家的《易经》《论语》。他们认为，除了《易经》之外的其他五经都只是对社会的烦琐描绘，距离根本性的问题相差很远。而真正能够描绘根本问题的，是《老子》和《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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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论语》，在汉代《论语》并不受重视。《论语》要一直到宋代确立“四书”时，才被提高到了经典的地位。在汉代，它只是被认为是一本谶纬书，里面都是孔子的预言，在未来会一一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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