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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了“贵无论”的王弼本人也采取了这样的态度，他认为“名教”和“自然”是调和的，不管是“名教”还是“自然”，它们的最终特征都是“无”，把握了“无”，既可以理解“名教”，也可以理解“自然”。而理解了“无”之后，可以把自然界的“无”“无为”等理论运用到政治实践之中，实现“名教”和“自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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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弼相比，嵇康的思想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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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由于他出生于公元223年（黄初四年），比王弼还要大三岁。在王弼与何晏的思想占据主流时，嵇康也秉持与他们同样的观点，认为通过掌握自然的规律，就可以过一种将名教调和于自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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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认为，中国的三皇五帝时代，是因为有人根据自然规律，制定了正确的生活准则，才让当时的人们幸福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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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是曹魏统治时期，曹氏并不是东汉的大家族，它的统治虽然强调法家和刑名思想，但主要是为了将社会捏合在一起。而在实际的统治中，却对士大夫阶层相对宽松。加上曹氏统治者中许多人本身就是文人，创造了一个文人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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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反映嵇康此阶段思想的作品是《太师箴》，嵇康甚至为此叙述了他的宇宙观[20]，认为宇宙中最原始的物质是太素，从太素生阴阳，随后生出天地万物和人伦社会。人伦社会刚刚形成时，没有善恶羞耻，也不担心未来、不经营财产，处于自然状态，而这个时期反而是最“仁”的时期。之后，随着人们的物欲打开，忧患意识形成，才有了人世间的各种祸患。所以，圣人不是要打开人们的欲望，或者限制人们的生活，而是要让他们回归自然。所谓“君道自然，必托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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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君道自然”可以看出，嵇康当时仍然相信可以把“名教”和“自然”结合起来，也就是皇帝采取“自然无为”的方式进行统治，就可以做到人事与自然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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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嵇康的想法却在现实中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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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39年（景初三年），魏明帝曹叡去世，将太子曹芳托给了司马懿、曹爽等重臣辅佐。十年后，司马懿发动政变，杀死了曹爽。从司马氏掌权到篡位的十几年中，司马氏祖孙三代四人镇压、淘汰不服从的人，曹魏时期文人的黄金时代成为过去。嵇康的思想也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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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嵇康不参与、不认同司马氏党同伐异的做法，开始对政治失望，他不再相信所谓人既可以享受功名利禄，又可以遵循自然的说法，而是把自然和名教对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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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仇视名教，认为人之所以受到束缚，是因为脱离了自然，而坠入了名教织成的网中无法自拔。如果想恢复自由，必须挣破这个名教之网，到自然中去寻找真正的自由。如何挣破名教之网？他认为所谓挣破，不是说人要到山上隐居，再也不见人，而是要做到对名教无视。哪怕你身处于闹市之中，甚至朝堂之上，只要做到无视眼前的人，将功名利禄之徒视为粪土，不追求、不参与、不恭维，就已经挣破了这个名教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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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他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另一篇文章《释私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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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释私论》中提到[21]，所谓君子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心里根本不在意人世间所谓的礼法、是非等观念；第二个标准是：减少自己的欲望，不放纵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当做到第一点的时候，就能够“越名教而任自然”，做到第二点，就可以“审贵贱而通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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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常说“大隐隐于市”，与嵇康的观念就有相似之处，一个真正的君子既要在思想上超脱于俗世之外，但又甘心在行为上做一个普通人，对自己的境遇毫不在意、毫不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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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提出，是秦代之后中国文人第一次要摆脱集权帝国的束缚，寻找真正的自由。嵇康将自然看成是通往大道的途径，而把俗世的名教看成是通往大道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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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阮籍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阮籍的观点反映在他的作品《大人先生传》里，他塑造了一个叫作“大人先生”的角色，这个角色的原型可能是嵇康和阮籍都认识的好友孙登，也是一位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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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开头，“大人先生”和一位名教中人辩论，这个名教中人认为，所谓君子，应当注重礼仪，忠于朝廷，束身修行，钻营官职。而“大人先生”乘机反驳，将名教所说的君子礼法说成是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而真正的君子要超乎于天地之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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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的辩论基本上继承了嵇康所说的第一个标准，心里根本不在意人世间所谓的礼法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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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先生”的话自然引来了叫好声，这次叫好的是一位隐士。这位隐士立刻把“大人先生”当作同类，骂了一通社会之后，邀请他一同去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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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人先生”随即又把隐士教训了一通，他认为，隐士所骂，只不过是出于激愤，别人说是他就一定要说非。而真正的君子，是超脱于世事之外，不会为了这些事激愤，也不会专门去隐居。他可以处于任何地方而又对一切身外之物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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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先生”和隐士的辩论，恰好与嵇康所说的第二个标准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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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和阮籍的思想也由此达到了中国文人的反叛极致。在之前和之后，中国也有数次对政治不满的思想反抗运动，但除了嵇、阮之外，文人们虽然对政治不满，却并不否认有一种理想的名教系统，只是现在的统治者做得不够好而已。只有嵇、阮认定，名教本身就是与大道相矛盾的，如果要追求大道，就必须放弃名教本身，去追求心灵和思想的彻底解放。其他人也有游山玩水不问政治的，但他们大都采取犬儒主义态度，比如陶渊明。但嵇康却是以完全敌视的态度来对待政治，采取了极端的否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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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阮籍等人抛弃名教逃到自然之后，又能做些什么？他们两人的境遇又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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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注重的是“养生”，所谓养生，除了为长命百岁，也是为了与自然合一。嵇康由此成了养生学的专家。只是司马氏对他的迫害，打断了他的养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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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嵇康相比，阮籍的心没有那么沉，他更多的是靠喝酒发泄苦闷，却仍然无法避开世事的纷扰。史书中记载了许多阮氏喝酒的故事，比如阮氏家族喝酒用大缸喝，有时猪过来喝水，也走到大缸前喝一通，人们也毫不在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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