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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戎本身的能力又很出众，除了做京官之外，还做过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豫州刺史，担任过建威将军，参加过灭吴战争，后来还封了侯（安丰县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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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戎和山涛一样，也做到了司徒，晋身于西晋的最高官员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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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西晋的政治制度下，虽然做官可以风光无限，却总不能避免政治斗争和战乱。王戎曾经因为八王之乱，为了避祸而游山玩水，不问政事。也因为派系之争而失去官位。最后，又由于战乱而颠沛流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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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05年（西晋永兴二年），王戎去世。在他去世之前，西晋帝国已经被八王之乱折腾得元气大伤，王戎本人也逃出京城，在跟随皇帝逃亡的途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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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戎死前一年，嵇康的儿子嵇绍在保护晋惠帝时，中箭身亡。竹林贤士的下一代，也进入了凋零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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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戎可以说是竹林七贤中的异类，他只是暂时与嵇、阮等人接触，很快禁不住诱惑，选择了离开自然，返回名教。有一次，已经当上尚书令的王戎乘车经过一家酒馆，这是当年他和嵇康、阮籍痛饮的所在地，只是这时候，他却发现，酒馆就近在眼前，却仿佛隔着无数的山河。当年的竹林精神已经变成了一场梦境[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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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思辨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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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倏忽间已到公元317年（东晋建武元年）。这一年，东晋的开国皇帝晋元帝登基，在北方，蛮族人刘曜正横扫着这片文明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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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辅佐晋元帝开国的元勋中，有一对兄弟的功劳最大，他们是王戎的族人王导和王敦兄弟。兄弟两人一个管文，一个管武，帮助司马睿稳固了东南江山，并建立起了领导班子。可以说，如果没有王氏的努力，就没有东晋的江山，所以当时才会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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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导作为当时文人的代表，也深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当他到了江左之后，文人贤士更是云集在他的四周。但人们发现，在谈玄论道时，王导总是由三个主题出发，再由这三个主题发散出去，变得无所不入，无所不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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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主题是“声无哀乐论”“养生论”“言尽意论”。[33]在王导看来，这三论代表了当时哲学的最高成就，他把它们称为“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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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理中，《声无哀乐》和《养生》都是嵇康的理论文章，而《言尽意论》则是西晋时期哲学家欧阳建的文章。从王导的推崇也可以看出嵇康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地位。那么，这三论都说了什么？为什么会如此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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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现代的观点进行评价，《声无哀乐》和《言尽意论》代表了魏晋时期思辨玄学的最高成就，特别是《言尽意》，已经接近了西方哲学的热门题目之一：概念与事物的对应关系，这是唯名论与唯理论的争执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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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养生》则是魏晋时期人们追求自然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从古至今追求长生的自然延续。由于《养生》研究的题目过于具体，这里只对更具思辨性的《声无哀乐》和《言尽意》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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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声无哀乐》。在两汉时期的儒教哲学体系中，音乐是一个重要的道具，当时的人认为，音乐是一种等级礼仪的表现，也有着好坏之分，比如，孔子对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就有过严厉的批评，认为那是靡靡之音、亡国之音。而庄重的音乐则适合在国君的朝廷中演奏。到了汉代，音乐更是成了宇宙体系的一部分。比如司马迁就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34]将音乐和礼等同起来，又和天地关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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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的时候，要找童男童女七十人唱着歌完成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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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叔孙通替汉高祖制定庙乐规矩更是繁复，当皇帝的神官迎接神灵时，必须在庙门口演奏专门请神的音乐，叫《嘉至》。等皇帝进了庙门，要演奏《永至》，这首歌就如同现在人民代表大会会场上的进行曲一样，是有行步节奏的。等上了祭祀品，要奏《登歌》，这是一首人声歌曲，不能用乐器伴奏。《登歌》完了，要演奏《休成》，请神明享用美食。然后皇帝在东厢房摆酒坐定，演奏《永安》，表示礼仪已经完成。另外，汉高祖的唐山夫人还写了一首《房中祠乐》，简称《房中乐》，也被用来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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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死后，祭祀他的高庙里要演奏《武德》《文始》《五行》这三种舞乐，因为这三种乐代表了汉高祖的盖世功绩。文帝死后，文庙里演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武帝死后，武庙里演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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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是说，音乐是一种与天地合拍的礼仪，同时，音乐也分好坏，有神圣的，也有淫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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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说法到了嵇康时期，却受到了怀疑。嵇康试图用客观的考察来戳破神话。由于嵇康将“自然”和“名教”彻底割裂开，认为自然是人类追求的极致，而名教只是障碍，这种二分法让他认为，所有自然之物，和人类之物是没有必然关联的。他试图把这种二分法贯彻到一切领域。最典型的思想体现在他的两篇文章中，一是《明胆论》，二是《声无哀乐》。《明胆论》讨论的是人的才性问题，而《声无哀乐》讨论的是音乐和人的感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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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认为，音乐是自然之声，和人类没有必然的关系，自然声音的发出不是为了取悦人类，也不是为了惩罚人类，所以，音乐本身是没有喜怒哀乐的。但是，为什么人们听了声音之后会产生喜怒哀乐的情绪呢？这是因为，人本身就已经有了情绪，只是当听到音乐后，借助音乐而激发了出来。由于每个人心情的不同，听见同样的音乐，有的人会高兴，有的人会悲伤，这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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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的《声无哀乐》实际上打破了汉代的宗教教条，将音乐重新放回了欣赏的角度，不再带有任何的功利色彩。他本人也因为对乐理的理解，成了当时最著名的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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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尽意论》则是针对魏晋时期人们经常讨论的另一个话题，牵扯到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即便现代人也会有这样的体会：相对于自己丰富的感情而言，语言总是不够用的。不管是男孩子想赞美女孩子，还是作家想描绘一个丰富的场景，都会感到语言的贫乏，突然间不知道该写什么、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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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语言是否能够把自然、社会或者感情百分之百描绘出来呢？有的人认为做不到，这就是“言不尽意”；另一些人认为做得到，这就是“言尽意”。到底哪一种更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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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升华一点，语言问题其实是人类认知过程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人类如何从客观世界获得认知？又如何把这些认知组织成语言？再通过文字记录语言，将认知变成知识传授给没有这类认知的其他人？这些都是西方哲学所研究的重大主题，在魏晋时期，这些主题已经进入了中国的玄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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