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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武帝的张罗下,针对嵇阮、何王等人的批判也逐渐展开,而最要紧的工作,是制定一套新的理论体系,针对何、王的“贵无论”和嵇、阮的“自然论”进行大批判,从理论上论证他们是错误的。于是文人们纷纷寻找理论,进行大批判。这是一次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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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批判者中,做得最成功、理论上最成熟的,就是裴楷的同族人裴。他提出的“崇有论”将玄学题目的争论引向了又一次高峰。但人们没有料到的是,即便批评“贵无论”的人,也必须利用玄学的工具进行论证,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晋武帝试图恢复儒教的努力有多么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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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正统,死于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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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出自著名的河东(现山西境内)裴氏家族,他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裴秀,中国已知最早的地图集《禹贡地域图》就出自裴秀之手。前文所说的裴楷则是裴的堂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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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晋时期,随着政权再次儒教化,司马氏政权希望将更多的读书人吸纳到政治之中,而不是让他们游山玩水。嵇康、阮籍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司马氏的第一大敌。当文人对政治不再抱希望,彻底脱离政治怀抱时,反而是统治者最恐惧的。中央帝国的权威需要所有的人都围着它转,不管爱它还是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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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敌人则是何、王等人的“贵无论”。作为大有为的皇帝,“无为”“静”这些观念都意味着主动放弃权力,这是皇帝不愿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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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炎认为,当前社会是一个大一统的盛世,是一个需要人们行动起来,变得有为的时代,人人都应该参加建设强大祖国的大业,只有将前两者的幽灵祛除掉,才能让更多的人加入歌唱祖国的合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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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作为西晋的高官,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与政府的步调一致,他认为最大的敌人是嵇康对名教的敌视,引起了整个文化圈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的高官们“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5],其次是王弼的“贵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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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抗两大学说,他必须从理论上进行回击,于是提出了“崇有论”。这个理论表面上是直接反驳王弼,但深层次暗含的却是针对嵇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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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的崇有论包含如下几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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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贬斥《老子》和道教,将儒教恢复到正统地位。他认为《老子》里的确有对的地方,比如强调“一”这个概念。但这些对的地方其实是和儒教经典《易经》暗合的,《易经》也强调“一”和阴阳。同时,裴认为《老子》里错误的地方更多,比如对“无”的强调,这些虚无性的东西不应该当作真理,只应该当作一家之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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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理论上,他提出事物的本源并不是“无”。王弼认为,事物总要有个本源,比如,世界上有无数张实际存在的桌子,最终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叫作“桌子”的抽象概念,而“桌子”又可以归结到更大的概念之中,比如“物体”,每一次归纳,都让概念变得更加笼统,更加大而化之,到最后,如果把普天下的事物都归结成一个概念的话,这个概念就应该是最笼统、最大、包容性最强的。它不能带一点具体的特性,因为只要带具体的特性,就会把不符合这个特性的一些概念排除出去,它也就不是那个终极概念了。所以,这个终极概念只能是“无”,因为“无”不具有任何特殊性,可以包容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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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裴却认为,“无”并不是最终的本源,因为所有这些概念都是存在的,而“无”是不存在,所以“无”不能生“有”,而“有”只能是“有”生出来的。这就像人不能凭空生出来,必须有父母,才能有子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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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有”是被其他的“有”创造出来的。比如,器物是匠人创造出来的,器物是“有”,如果没有“匠人”,就无法创造这个“有”,而“匠人”就是另外的“有”。所以,各种“有”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联系,每一种“有”都可能参与创造了其他的“有”,这就有了“群有”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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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有”和“群有”概念的塑造,裴就提出了一种积极的人生观。比如,如果去打猎,依靠“无为”等待是打不到猎物的,必须积极行动起来,选择“有”而不是“无”,选择“动”而不是“静”,才能打到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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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裴的“有”主要是针对王弼的“无”。接下来,裴就把对“有”的概念应用到了政治之中,批判嵇康等人的出世哲学。认为这些人忘记了礼法,从而扰乱了政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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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形的东西容易考察,无形的“无”却摸不着看不见,不容易检验,结果反而能够糊弄更多的人。这些人聚集起来一唱一和,形成了风气,结果造成了礼法废弛,人们不喜欢功名,反而去追求虚无之理。到最后,聪明的人都满口玄理,笨蛋们只知道交口称赞。说一句俏皮话就当成玄妙,当官的不务正业叫作雅远,修身不注意操守,反而称为旷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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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批判虚无,裴树立了另一种价值观。但这种价值观并不是新的,而是旧有的,或者说,按照司马氏政权的期望,回归到汉儒传统中去寻找解药,回归到功名利禄的轨道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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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裴也许永远不会明白,当思辨的魔盒打开之后,人们已经无法回归汉儒了。汉儒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盲目相信上的,要求人们放弃思考,只是死记硬背一些条条框框,再加上一些比附,以及伪造的谶纬,当人们已经学会思考更抽象的问题时,只能继续向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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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裴批评贵无论,建立崇有论,使用的也是思辨哲学和逻辑学,这些学问都是依靠玄学发展起来的,而他的文章如果拿给汉儒看,对方根本就无法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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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理论上反驳嵇、阮、何、王等人之外,裴还是个朝政上的行动派[9]。晋惠帝司马衷时期,晋国的朝政最初由贾后贾南风把持,朝野混乱,作为尚书的裴与司空张华、侍中贾模商议将贾后废掉,另立更加贤惠的谢淑妃为皇后,后来事情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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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后继续执政,与赵王司马伦勾结。但赵王是个有野心的人,掌握朝政后,就逼迫晋惠帝把皇位让给了自己。作为显臣的裴成了赵王篡位的障碍,被赵王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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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在写《崇有论》时,可能永远想不到,他所推崇的“有”和“名教”是如此险恶,就算像他这样信心满满的人都无法控制。他所推崇的“动”把他打造成了行动派,却始终没有别人行动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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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死后,崇有派继续存在,但西晋的政局却让那些试图恢复名教的人心寒,最后不了了之。两晋南朝的士大夫们仍然回到了王弼、嵇康所指引的旧轨道上,并且变得越来越颓废,陷入了享乐主义的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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