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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是桀、纣,高居帝位,受人尊敬,为所欲为,放情纵欲,快快乐乐地过了一辈子,即便死亡也是须臾之间的事情,相比于一生的快乐,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至于死后的名声,他们反正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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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绝对化的享乐主义让中国人第一次体会到了唯物主义的魅力,也成了现在一些无所畏惧的人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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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力命》篇中,还给出了享乐主义的理论基础:人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便采取苦修的态度,或者行善积德,也并不能真的积来德。比如,有的人省吃俭用一辈子,好不容易积累了一点家业,一旦革命到来,反而成了掉脑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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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虚构了两个角色,分别是“力”和“命”,代表着人力和命运,他们之间发生了一次对话,争论谁的功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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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认为:寿与夭、穷与达、贵与贱、贫与富,都是我人力可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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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命运并不同意,他举了许多好人没好报,坏人得长寿富贵的例子[18],最后总结说,如果你人力可以决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圣人穷、坏人达、贤人贱、愚人贵、善人贫、恶人富的例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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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只好认输说:这么看来,我是决定不了,可是你命运为什么做这么多乖张的事情,让好人没好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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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说:这你就不懂了,既然叫作命,就是说没人能决定。我最多也就是对顺利的事情稍微推动一下,对于曲折的事情听之任之。至于每个人的命,都是早就定了的,我也认识不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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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似诙谐的小故事,透露的却是魏晋时期深深的无奈。一方面,人们对于政权并不抱太大希望,认为政权做事如同掷骰子,胡乱地决定每个人的命运,已经不具有确定性。另一方面,政权在失去了控制力之后,虽然有心恢复统一的哲学,却已经无能为力了。结果,魏晋哲学从最初的思辨、积极,到最后消极、丧失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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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另一股更加活跃、更加思辨的哲学力量逐渐占据了主流,将玄学这种想对简单的哲学形式排斥到历史的角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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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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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说新语·言语》:“晋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说,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说,群臣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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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晋书·职官志》:“大国中军二千人,上下军各千五百人,次国上军二千人,下军千人。其未之国者,大国置守土百人,次国八十人,小国六十人,郡侯县公亦如小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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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政策参考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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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晋书·地理志》:“太康元年,平吴,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根据《通典·食货七》,三国时期人口数,魏国(公元263年)大约是4432881人,蜀国(公元263年)大约是1082000人,吴国(公元280年)大约是2567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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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晋书·裴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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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崇有论》:“观老子之书虽博有所经,而云‘有生于无’,以虚为主,偏立一家之辞,岂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务。若味近以亏业,则沈溺之衅兴;怀末以忘本,则天理之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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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崇有论》:“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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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崇有论》:“是以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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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见《晋书·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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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晋书·郭象传》:“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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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庄子注·人间世》:“千人聚,不以一人为主,不乱则散。故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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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庄子注·知北游》:“谁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阴阳为先之,而阴阳者即所谓物耳。谁又先阴阳者乎?吾以自然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吾以至道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无也。既以无矣,又奚为先?”《庄子注·齐物论》:“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快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谓之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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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庄子注·齐物论》:“若责其所待,而寻其所由,则寻责无极而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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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西晋裁撤士兵,遭到过大臣的反对。《晋书·山涛传》记载:“吴平之后,帝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尝讲武于宣武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其论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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