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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是桀、纣，高居帝位，受人尊敬，为所欲为，放情纵欲，快快乐乐地过了一辈子，即便死亡也是须臾之间的事情，相比于一生的快乐，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至于死后的名声，他们反正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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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绝对化的享乐主义让中国人第一次体会到了唯物主义的魅力，也成了现在一些无所畏惧的人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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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力命》篇中，还给出了享乐主义的理论基础：人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便采取苦修的态度，或者行善积德，也并不能真的积来德。比如，有的人省吃俭用一辈子，好不容易积累了一点家业，一旦革命到来，反而成了掉脑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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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虚构了两个角色，分别是“力”和“命”，代表着人力和命运，他们之间发生了一次对话，争论谁的功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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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认为：寿与夭、穷与达、贵与贱、贫与富，都是我人力可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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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命运并不同意，他举了许多好人没好报，坏人得长寿富贵的例子[18]，最后总结说，如果你人力可以决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圣人穷、坏人达、贤人贱、愚人贵、善人贫、恶人富的例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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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只好认输说：这么看来，我是决定不了，可是你命运为什么做这么多乖张的事情，让好人没好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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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说：这你就不懂了，既然叫作命，就是说没人能决定。我最多也就是对顺利的事情稍微推动一下，对于曲折的事情听之任之。至于每个人的命，都是早就定了的，我也认识不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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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似诙谐的小故事，透露的却是魏晋时期深深的无奈。一方面，人们对于政权并不抱太大希望，认为政权做事如同掷骰子，胡乱地决定每个人的命运，已经不具有确定性。另一方面，政权在失去了控制力之后，虽然有心恢复统一的哲学，却已经无能为力了。结果，魏晋哲学从最初的思辨、积极，到最后消极、丧失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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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另一股更加活跃、更加思辨的哲学力量逐渐占据了主流，将玄学这种想对简单的哲学形式排斥到历史的角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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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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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说新语·言语》：“晋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说，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说，群臣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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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晋书·职官志》：“大国中军二千人，上下军各千五百人，次国上军二千人，下军千人。其未之国者，大国置守土百人，次国八十人，小国六十人，郡侯县公亦如小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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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政策参考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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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晋书·地理志》：“太康元年，平吴，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根据《通典·食货七》，三国时期人口数，魏国（公元263年）大约是4432881人，蜀国（公元263年）大约是1082000人，吴国（公元280年）大约是2567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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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晋书·裴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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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崇有论》：“观老子之书虽博有所经，而云‘有生于无’，以虚为主，偏立一家之辞，岂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务。若味近以亏业，则沈溺之衅兴；怀末以忘本，则天理之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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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崇有论》：“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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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崇有论》：“是以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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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见《晋书·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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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晋书·郭象传》：“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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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庄子注·人间世》：“千人聚，不以一人为主，不乱则散。故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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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庄子注·知北游》：“谁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阴阳为先之，而阴阳者即所谓物耳。谁又先阴阳者乎？吾以自然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吾以至道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无也。既以无矣，又奚为先？”《庄子注·齐物论》：“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快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谓之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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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庄子注·齐物论》：“若责其所待，而寻其所由，则寻责无极而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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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西晋裁撤士兵，遭到过大臣的反对。《晋书·山涛传》记载：“吴平之后，帝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尝讲武于宣武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其论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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