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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稣出生前两年（公元前2年，汉哀帝元寿元年），西汉的哀帝派遣一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前往大月氏使者的住处。景卢怀着一个特殊的使命：向使者学习一种中国没有见过的经文——浮屠经。所谓浮屠经就是佛经。而景卢也成了首位接触佛经的中国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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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前，印度的佛经已经传到了西域的大月氏之中，又经过西域来到了汉地的家门口。不过，汉人由于不了解佛经，认为佛经和《老子》大概是差不多的理论，甚至传说这是老子出函谷关之后去往西方，教给蛮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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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东汉时期，佛教正式登场。最早的信奉者包括了汉光武帝的儿子楚王英。[26]不过，楚王英时期，仍然仅仅把佛教当作方士的一种，关注的是它的形式，而不是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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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7年（明帝永平十年），明帝派出使者迎来了第一批僧人到洛阳，为他们建立了著名的白马寺。[27]佛教开始在中国缓慢传播，到了东汉末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这时，上到皇帝下到百姓仍然只把佛教当成一种法术的教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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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传播佛教的大都是西域人士，他们本来属于月氏人、安息人、康居人等，所以，来到中国后以“支”“安”“康”为姓。至于印度（天竺）来客，则以“竺”为姓。比如，东汉最著名的小乘佛教僧人安世高、大乘经的首译者支娄迦谶，以及安玄、竺朔佛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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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恰好是印度大乘佛教出现时期，中国正好赶上了头班车，较早接受了大乘佛教，受小乘佛教的影响比其他地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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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三国时期，僧人继续源源不断进入中国。由于旅行线路的问题，佛教主要在曹魏和东吴传播。到曹魏传播的大都走陆路的西域进来，而到东吴传播的则走海路，比如曹魏的昙摩迦罗、昙无谛，东吴的支谦、康僧会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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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60年（曹魏甘露五年），一位中国僧人终于踏出了国门，前往西域取经，他的名字叫朱士行。[28]朱士行为了取得大乘真经，从洛阳出发，到达陕西、甘肃，再西渡流沙，走丝绸之路南线到达于阗，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和田，在那儿得到了经书。朱士行之后，宗教旅游就成了一种热门，培养出了法显、玄奘等忠实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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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士行的出现，也说明中国人已经不满足于只知道佛教的凤毛麟角，而是想从义理上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此时，中国的玄学正盛，佛教仍然依附于玄学，借助玄学的概念来传播佛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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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时期最重要的僧人是竺法护，他翻译出了大批的大乘佛经，为“空”的概念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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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东晋，中国开始分裂，北方陷入了一片混乱，但是南方却保持了文化的稳定。曹魏和西晋时期，佛教在北方更胜，而到了东晋，则开始南移，南方取代混乱的北方成了学术中心。此时玄学已经接近尾声，人们需要更新的理论作为谈资，前面的译经和传经活动终于开花结果，佛教大肆传播的同时，人们对于义理的讨论也越来越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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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进入中国的是大乘空宗，也就是中观派。大乘空宗的传播形成了所谓的六家七宗，中国佛教也进入了般若学的时期。所谓般若学，是围绕着《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教理，讨论“空”的学问。而此时中国人仍然离不开玄学的“无”，所以大都将“空”理解成“无”，由此形成了六家，而其中第一家又分成了两宗，构成了六家七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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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家七宗分别是：本无宗、本无异宗、即色宗、识含宗、幻化宗、心无宗、缘会宗。这里不对这些宗进行详细解释，仅仅说，它们都是围绕着“无（空）”这个概念进行发挥，所以都属于般若学的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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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般若学的热潮中，最著名的人物是释道安。[29]释道安处于西晋末期，他的主要活动地仍然在北方，但是他的影响力却遍布南北。他本人持本无宗的观点，这是比较正统的一派，认为一切法都是空的，由于时人分不清“空”和“无”，所以叫本无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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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道安真正的贡献不仅仅是发明了一家之言，他的功劳在于推动了大乘佛教的传播。他一方面推动佛教理论的传播，尽最大可能地区分佛教和玄学，另一方面，又在制定佛教仪规，在佛教组织正规化上做了很多工作。他的弟子遍天下，不仅北方有，南方也有，更是加速了佛教的扩张。佛教已经穿越了政治的边界，成了沟通南北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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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道安死后，他的弟子慧远[30]在南方成了一代宗师，慧远虽为大乘般若学，却鼓励一切形式和内容的佛教发展。在他的努力下，佛教不仅成了普遍信仰，更是征服了东晋皇族，成了贵人和富人的座上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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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在南方开疆辟土时，北方的龟兹人鸠摩罗什[31]也寻找到了机会。北方经过西晋末年以后的大混战，在前秦王苻坚的手中再次统一，但随后，苻坚在淝水之战中被东晋击溃，北方第二次陷入混乱。在陕西地区，取代苻坚的是羌族人姚苌建立的后秦帝国。后秦时期的陕西、甘肃一带暂时保持了稳定，鸠摩罗什最初被从西域抓到了甘肃凉州（武威），后来又到长安译经。鸠摩罗什翻译了大量的经文，并带来了佛教最正宗的义理，使得西北再次成了佛教中心。在未来，虽然北魏取代了其他政权，统一了北中国，但北魏采纳了佛教后，更是让北方再次成为佛教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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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摩罗什有一个弟子叫竺道生[32]，他从北方来到了南方，脱离了一般的般若学，建立了另一个学派：涅槃宗。他所持的观点与般若学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般若学认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法，比如被称为“一阐提”的人就没有佛性，而竺道生却认为任何人都有佛性。第二，把“佛”这个概念抽象出来，认为“佛”是一种最高的道，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第三，认为人们可以顿悟得道，也就是某人某天突然间就成佛了，不一定需要持续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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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道生的观点很符合中国人的胃口，实际上，后来的禅宗就基本上继承了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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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宗的建立，让东晋南朝的般若学进入了尾声。而另一个从东南亚来的僧人真谛则带来了摄论宗。不管是涅槃还是摄论，都是“真常”一支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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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各大门派虽然热闹，但理论上大都是舶来品，由印度人发明理论，再由中国人接受、探讨。而“真常”一支却是另一种情形，这一支在印度并不发达，反而在中国落地生根后，发展出许多新的理论，这些理论不属于印度，只属于中国。真常论逐渐占据主流，就意味着中国佛教慢慢度过了学习和模仿的阶段，开始要发展出真正的汉地佛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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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张脩和张鲁的关系，人们有不同的说法。注《三国志》的裴松之认为，张脩和张鲁的父亲张衡应该是一个人。而《三国志·魏书·张鲁传》记载：“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而在注中又引《典略》记载：“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脩。”后来张鲁杀死张脩，取代了张脩。综合考虑，本书作者认为，张鲁取代张脩更符合逻辑，而张鲁的祖父和父亲是否存在，仍然值得怀疑，很可能是张鲁为了推行五斗米道而伪造的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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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鲁事迹见《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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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汉书·襄楷列传》：“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臧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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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太平经》：“天法，阳数一，阴数二。故阳者奇，阴者偶。是故君少而臣多。阳者尊，阴者卑，故二阴当共事一阳，故天数一而地数二也，故当二女共事一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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