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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这52个等级是：十信（信心、念心、精进心、慧心、定心、不退心、回向心、护法心、戒心、愿心），十行（欢喜行、饶益行、无嗔恨行、无尽行、离痴乱行、善现行、无著行、尊重行、善法行、真实行），十住（初发心住、治地住、修行住、生贵住、具足方便住、正心住、不退住、童真住、法王子住、灌顶住），十回向（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不坏回向、等一切佛回向、至一切处回向、无尽功德藏回向、随顺平等善根回向、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如相回向、无缚无著解脱回向、法界无量回向），十地（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焰慧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等觉，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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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代表人物为龙树（Nagarjuna）和提婆（Arya Deva），代表著作为《大般若波罗密多经》《中论》和《大智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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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代表人物有弥勒（Maitreya）、无著（Asanga）、世亲（Vasubandhu），代表著作有《解深密经》《入楞伽经》《密严经》《菩萨藏经》《摄大乘论》《十地经论》《唯识三十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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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代表著作有《法华经》《华严经》《大般涅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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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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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后汉书·楚王英列传》：“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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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魏书·释老志》：“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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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朱士行传》《高僧传·义解一·晋洛阳朱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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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见《高僧传·义解二·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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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见《高僧传·义解三·晋庐山释慧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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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见《晋书·鸠摩罗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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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见《高僧传·义解四·宋京师龙光寺竺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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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第十一章 南朝：政治资源争夺战（公元317—公元5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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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进入中国后，为了争夺政治资源，与儒教和道教展开了大量的论战。在南朝，佛教逐渐取得了政治优势，成了统治者最宠爱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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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后，首先面对的是作为人间权威的皇帝。在和尚需不需要跪拜皇帝的问题上，僧人与皇帝的大臣们展开了论战，并最终获得了不拜皇帝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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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儒教的论战还包括了“华夷之辨”“中国特殊论”，以及著名的“神灭神不灭”，最终依靠皇帝的权威压制住了质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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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宠幸佛教的中国皇帝是南朝梁的梁武帝，皇帝数次将自己舍身入寺院，为佛教换取了大量的特权和财富。佛教特权引起的政府财政失控和政治失调，最终摧毁了南朝的繁华，让中国再次统一在北朝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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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04年（梁武帝天监三年）[1]，梁武帝萧衍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下了一道诏书，将佛教定为唯一的“正道”，而将老子代表的道教，周公、孔子代表的儒教都斥为“邪道”。他宣称，人间的“道”有九十六种之多，但是，只有佛教才是对的，而道教和儒教都属于其他九十五种歪门邪道。皇帝敦促王公百官们从邪道返回正道。[2]这封诏书的出现，确定了南朝佛教的国教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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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为人雄才大略又文采非凡，是整个南朝难得的君主。[3]在他的治下，中国南方不仅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完全盖过了北国，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艺术的高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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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最初是南朝齐的将领，因为武功得到提拔。他曾经击退过北魏孝文帝的进攻，当其他将领出现了战略失误，在战场上失利时，是他率军稳住了阵脚，巩固了国防。他为了铲除昏庸的南齐皇帝萧宝卷，发动内战占领了建康（南京），最终夺得了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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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上，梁武帝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4]选编了著名的文学作品集《文选》，而萧衍本人在学问上也造诣颇丰。最初，他曾经编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儒学书籍，又主持编撰过一个巨大的史书工程：六百卷的《通史》，同时他在佛学上也造诣深厚，写过《涅萃》《大品》《净明》《三慧》等佛学著作。他还是当时著名的诗人、音乐家和书法家，在未当皇帝之前，就以文学和武功同时受人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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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衍的统治从公元502年持续到公元549年，在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他的疆土如同一片歌舞升平之地，不仅让南朝的人们保持了优越感，也让北朝的人们羡慕不已。就连东魏的掌权人高欢也曾经说：江东有一个老头儿萧衍，专事衣冠礼乐，北方中原的士大夫认为那儿才是正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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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样的歌舞升平之中，萧衍却突然间转向，抛弃了中国的儒教传统，采纳了佛教。他对于佛教的宠信是如此彻底，甚至荒废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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