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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最初是南朝齐的将领，因为武功得到提拔。他曾经击退过北魏孝文帝的进攻，当其他将领出现了战略失误，在战场上失利时，是他率军稳住了阵脚，巩固了国防。他为了铲除昏庸的南齐皇帝萧宝卷，发动内战占领了建康（南京），最终夺得了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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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上，梁武帝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4]选编了著名的文学作品集《文选》，而萧衍本人在学问上也造诣颇丰。最初，他曾经编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儒学书籍，又主持编撰过一个巨大的史书工程：六百卷的《通史》，同时他在佛学上也造诣深厚，写过《涅萃》《大品》《净明》《三慧》等佛学著作。他还是当时著名的诗人、音乐家和书法家，在未当皇帝之前，就以文学和武功同时受人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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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衍的统治从公元502年持续到公元549年，在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他的疆土如同一片歌舞升平之地，不仅让南朝的人们保持了优越感，也让北朝的人们羡慕不已。就连东魏的掌权人高欢也曾经说：江东有一个老头儿萧衍，专事衣冠礼乐，北方中原的士大夫认为那儿才是正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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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样的歌舞升平之中，萧衍却突然间转向，抛弃了中国的儒教传统，采纳了佛教。他对于佛教的宠信是如此彻底，甚至荒废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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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提到的那封诏书之外，他还曾经数次将自己“卖到”了寺庙里。这里所谓“卖”，就是“舍身”。佛教词汇中，舍身指的是舍去肉体，根据佛教经文记载，释迦牟尼佛在他的前身之中，有一身叫萨陲王子，王子曾经为了养活遇到的几只老虎，将自己的身体贡献出去给老虎吃了。之后，佛教徒们将舍身用在了更广泛的意义上，比如，将自己送入寺院为奴也称为舍身。梁武帝就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舍身的方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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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27年（大通元年），梁武帝在皇宫旁边建设了一座皇家寺庙——同泰寺，又在同泰寺方向的宫墙上开了一个门叫大通门，便于皇帝进出。这个寺庙就是他舍身的主要场所。同年，梁武帝进入寺庙舍身。他剃掉了头发，穿上了僧袍，像和尚一样吃斋念佛。这次舍身持续了三天，随后他返回皇宫，改元大通，并大赦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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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的九月份，梁武帝在同泰寺举行了一次“四部无遮大会”。所谓四部，指的是僧、尼、善男、信女；而无遮大会是佛教专用名词，指的是没有阻隔，没有门槛，谁都可以参加，只要是教义都可以探讨。在这次无遮大会上，梁武帝再次舍身，他穿上僧袍，住在了僧舍里，素床瓦器，乘坐小车，取消了宫廷卫士。他亲自向四部大众讲解《涅槃经》。由于皇帝老是不回宫里，群臣着急了，只好与和尚们协商，由群臣凑了一亿钱为皇帝赎身。和尚们默许之后，群臣来到了同泰寺东门上表，请皇帝回宫，皇帝又推辞了三次，他声称自己不是皇帝，而是佛徒，在回答群臣的书信中也谦卑地写“顿首”（这是人们给皇帝上书才用的词），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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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一直拖到了十月份，为了庆祝皇帝还宫，又举行了一次无遮大会，邀请了五万僧人和俗人参加。大会结束后，皇帝脱掉了僧袍，登上了御车回宫。梁武帝回宫后，又是一次改元，改为中大通，并大赦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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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46年（中大同元年）三月，梁武帝再次来到同泰寺。他先是讲解了《金字三慧经》，随后又开始舍身。一个月后，皇太子出钱将他赎了出来，出来之前又是法会，出来后大赦天下，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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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梁武帝出来的当晚，同泰寺就发生了火灾。为了冲掉不吉利，第二年，梁武帝再次进入修缮好的同泰寺，同样是无遮大会。梁武帝住在五明殿，穿着僧衣，睡素木床，葛帐，土瓦器，私人执役。随后，皇帝在光严殿讲授《金字三慧经》。讲授完毕，皇帝正式舍身入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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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群臣再次出钱一亿将皇帝赎了出来，又是三请三辞的旧规矩。回到皇宫后，皇帝如同新即位一样举行了典礼，并宣布改元太清，大赦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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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次舍身到寺庙，花费了大量的钱财不说，整个帝国的官僚机构几乎陷入瘫痪状态，不仅仅是失去了皇帝，群臣还要跟着皇帝转，凑钱的凑钱，请神的请神，搅得人鸡犬不宁，却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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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梁武帝为什么会如此虔诚地笃信佛教，不惜花费钱财和消耗帝国的气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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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佛教成为中国的正统宗教并非是从萧衍开始的，当历史从西晋进入东晋之后，佛教的地位就处于逐渐上升之中，并最终占据了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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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皇帝们最初的选择是重归儒教，但随着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高风险，人们逐渐走向了一条犬儒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道路，他们诗酒流连，专注于谈玄说理，对于政治和儒教理念并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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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的玄学过于专注在几个简单的概念，缺乏扩充性，当人们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时，就发现佛教是玄学的一种替代品，并且更加思辨和博大，这就是佛教扩张的前奏。此时的佛教也有意向玄学靠拢，利用玄学的概念来推广自己，并把佛教与儒教、道教等同起来，认为是同源的，或者殊途同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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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晋开始，从皇帝到王公，都逐渐变成了佛教的信徒。比如，东晋的明帝、哀帝、简文帝、孝武帝、恭帝，[8]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佛教信徒。特别到了后期，随着权力逐渐被权臣剥夺，皇帝们纷纷堕入了信仰之中，试图从这里寻找解脱。比如晋恭帝就曾经为了铸造巨大的金佛像，投入了巨资，并亲自到寺庙去迎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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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投入最初是一种无奈和解脱，但他们带起来的风气又影响了社会，反过来推动人们更加相信佛教。这时，即便掌握局势的权臣们也发现佛教是个好东西，当人们专注于谈论佛理时，也就忽视了现实政治的不公平。当人们相信那虚无缥缈的来生和涅槃时，就不再在意此生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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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南朝宋取代了东晋，皇帝们也从信仰变成了利用佛教，宋武帝和宋文帝、齐高帝等君主都有着雄才大略，虽然没有完全倒向佛教，仍然利用儒教的理念作为政权基础，但对于佛教的崇信已经越来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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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取代南齐之后，最初也在儒教上下功夫，他本人就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但梁武帝同时发现，即便宣扬儒教，也不可能像汉儒那样只要求比附和死记硬背，必须在谈理的基础上进行改造，仅仅靠权威是没有用的。而最能谈理的宗教就是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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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梁武帝实际上致力于寻找一条改造的道路，一方面，儒教礼仪仍然是皇帝必须使用的规矩，但必须加入佛教的因素，让人们从理论上认可；另一方面，又要把佛教政治化，佛教本身是出世的，但大乘佛教中带有入世的借口，让统治者以普度众生的名义进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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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帝宠信佛教的同时，却意味着另外一拨人的失宠，他们是儒教和道教的人士。这两个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宗教本来处于剧烈的斗争之中，儒教处于在朝的地位，道教是在野的，最初希望通过民间组织化来对抗中央帝国，随后又采取了与政权妥协、补充儒教的方式来蚕食儒教的正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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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兴起却让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这个外来的宗教由于受到人们普遍的尊崇，大有取代内生宗教的趋势。于是，儒、道暂时放弃了争执，开始研究佛教的问题，寻找击破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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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北朝，佛、道和佛、儒的斗争，是当时学术界的主旋律。后来人们总结当时的斗争，将对佛教的质疑集中在六个方面，分别是：第一，经说迂诞，大而无征；第二，人死神灭，无有三世；第三，莫见真佛，无益国治；第四，古无法教，近出汉世；第五，教在戎方，化非华俗；第六，汉魏法微，晋代始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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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质疑贯穿着南北朝的始终，成了宗派斗争的焦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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