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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寇谦之的影响下，以及崔浩的直接策划下，太武帝有了灭佛行动。与灭佛同时进行的，是北魏儒教教育体系的构建，建立了太学，禁止了私学，官方也就垄断了人才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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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寇谦之与崔浩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赞同用武力对待佛教，曾经苦苦劝说太武帝，并与崔浩发生了争执。没有效果，寇谦之只好对崔浩说：你很快就要得到报应，灭门不远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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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崔浩果然遭受了灭门之刑。不仅清河崔氏被灭，就连崔浩姻亲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都被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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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被杀，表面上源于他主持编纂的《国书》这本书。这是一本写作北魏历史的著作，对于北魏皇族的历史，他写得非常详细，却没有想到要为皇帝避讳，不仅写了好事，也写了丑事。写完后，崔浩命人将《国书》刻在石头上供人阅读。他这样做是对于书的质量有信心，但在反对他的人看来，却是故意暴露北魏皇室的丑，他给了政治对手把柄，让他们借助《国书》事件将其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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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死后，儒教势力暂时遭到了挫折，佛教势力再次抬头。以他的死亡为界，佛教徒遭受迫害的时光过去了。虽然太武帝又过了几年才死去，但佛教遭受的迫害已经大大减轻，人们可以偷偷奉事了。除了京都之外，其余的地方恢复得更快。太武帝死后，文成帝下诏恢复佛教的地位。[13]虽然名曰恢复，但实际上的政府控制却是加强了，比如，文成帝的诏书中虽然说人们可以自由信奉佛教、自由出家，但又在人数上进行了限制，规定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更远的地方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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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州只有几十位僧人，这样的数目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社会僧人的数量早已突破了限制。但这些数字却说明了政府的管理思路，就是控制佛教规模，不让它成长为政府的威胁，也限制它获取的社会资源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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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帝恢复佛教的同时，还重建了“国家宗教局”机关，名字从道人统改成了沙门统。孝文帝时期，又禁止和尚在民间浮游，而规定和尚必须领取官方发给的证明，这就是官方度牒的前身。[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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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政府控制佛教，也要同时给予僧人们足够的好处，以利益换取服从。而最重要的，则是在经济上做出妥协。文成帝时期，沙门统的负责人、和尚昙曜认准了皇帝的底线，奏请皇帝批准，如果有人能每年交给僧曹六十斛谷子，就可以算为“僧祗户”，而输送的谷子就是“僧祗粟”，僧祗户获得好处是不再属于国家的税收系统，不再承担国家的税赋。由于北魏的税收并不轻，成为僧祗户最初是一种减轻负担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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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曜还请政府赐予寺院一些人手，这些人或者是国家重罪的囚徒，或者是官奴，让他们充当“佛图户”，也就是帮助寺院打扫卫生或者种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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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没有想到，这一批准，就创造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寺院经济。僧祗户、佛图户一开始人数还不多，后来人数飙升，成了政府财政之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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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对社会来说不是坏事，当皇帝的税收过度时，会有许多人来给寺院当僧祗户，或者把地卖给寺院，再来帮寺院种地，寺院收取的租金更低，也就避免了政府的残害。当政府政策好的时候，人们又会从寺院反流到社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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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政府和佛教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系，有时候斗争激化，但有时候又相互利用。到了北魏后期，佛教已经迅速膨胀，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寺庙数最高时达到了天下三万，而僧人更是达到了二百万，这还不包括那些围绕着僧人服务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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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官方的语言体系仍然是儒教的，官僚系统的晋升也主要是从儒生中选取。儒教和佛教达成了一种默契，一方占据了政治主导权，另一方则获得了经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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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没有从这种默契中获得太多好处的是道教，于是，道教开始反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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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北魏寺庙僧尼统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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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寺庙数 僧尼数 备注 公元477年（孝文帝太和元年） 平城京内约百所 四方6478所 京内2000余人 四方77258人 太和十年遣1327名僧尼还俗 公元512—515年（宣武帝延昌中） 公元518年（孝明帝神龟元年） 天下13727所 洛阳城内500所 僧侣益重 此时已迁都洛阳 公元534年（魏末） 洛阳1367所（《洛阳伽蓝记》） 天下3万有余 天下200万 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415部，合1919卷 老子佛陀的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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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20年（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在皇帝面前，佛教和道教的代表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交锋。交锋的内容是：佛陀和老子的关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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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孝明帝更改了国号，举行了大赦，召集了佛道的代表来到殿前。道教的代表是清通观道士姜斌，佛教的代表是融觉寺僧人昙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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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到齐后，皇帝开始提问：老子和佛陀是不是同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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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回答：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向西而去，化为胡人。而僧人们所说的佛陀，在当时是老子的侍者，所以，他们是同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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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的回答实际上来自一桩公案。在当时市面上流传着一本叫作《老子开天经》的书。这本书的记载显得很奇特。根据正史记载，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西去，在关口碰到了守关的关令尹喜。尹喜请老子留下点文字，于是老子挥笔写下了《道德经》五千言，然后离开。[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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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开天经》却对这个事件进行了发挥，在书中，尹喜并没有离开老子，而是跟着他一起去了西方。当他们到达一个叫作印度的地方，老子让尹喜摇身一变，变成了佛陀，留在印度普度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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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很容易就能看出这本书是后人编纂的，但在南北朝时期的道士们看来，这本书说的却全是史实。他们用这本书来证明：一、道教比佛教更早；二、道教比佛教更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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