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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在三教之外,是一个极其重视实际治理能力的朝代。随着王朝制度的复杂化,人们开始将政治当作一种实务学问(科学)予以重视,这种科学精神传给了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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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唐,人们反思三教竞争带来的思想不统一,以韩愈为首的儒家学者重新推动儒教的回归。这场运动在唐代没有带来果实,却在宋代结出了硕果:中国哲学再次回归统一,最活跃的时代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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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一位和尚从长安出发,前往印度取经。这次事件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不朽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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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很少知道,这位和尚历经千辛万苦取来的经文,对于中国佛教却并没有很大用处。从历史地位上看,大唐玄奘法师的印度之行是一次重要的文化事件;但是如果从效果上看,这次西游带回来的成果却是一次完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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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认为,玄奘西游是为了取得真经,而所谓真经就是大乘佛教的教法。按照书里的说法,唐朝流行的仍然是小乘佛教,观世音让玄奘去取经,就是用大乘佛教来替代小乘佛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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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唐代在玄奘之前,流行的已经是大乘教法。大乘佛教主要包括了般若、唯识、真常三支[2],在南北朝时期流行的是般若学,其他两支也有所发展。到了唐代,真常一支逐渐成了中国的主流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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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支的区别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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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主要讲“空”,世界的一切,包括佛法都是空的,只有理解了“空”,才找到了通向菩提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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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则认为在世界为“空”的前提下,佛法却不能是“空”。佛法既不是“空”,也不是“不空”,而是一种微妙的真实。为了理解佛法,人们需要有独立的意识,这种意识也是微妙的存在。所谓唯识,就是对这种佛法意识的解读。为此,这一支认为,人类一共有八种意识,分别是“眼”“耳”“鼻”“识”“身”“意”“末那”“阿赖耶”,其中“阿赖耶”识就是和佛法相关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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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主要流行的是般若和唯识两支。而第三支真常虽然也产生于印度,却由于中国人的发挥,主要在东亚流行。所谓真常,就是说佛和佛性是真实的存在,不是“空”,这种真实的存在叫真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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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一个偷懒的民族,之所以继承真常,是因为这一支对佛教进行了大量的简化工作。比如,般若和唯识两支(特别是后者)都认为,修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必须分成许多等级,从低到高一层一层慢慢来,最后才是佛性。可是中国的真常系则认为佛性不需要分级,一次性就可以修成佛性,没有中间等级。更加省事的是,修佛也可以是顿悟的,不需要花许多辈子逐渐领悟,只要人的境界到了,可以立刻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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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一支还认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修成佛,有的人的“阿赖耶识”本身就是邪的,缺乏佛性,怎么修炼都不可能成佛,这些人被称为“一阐提”,而中国的真常系却认为所有的人都有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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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隋唐时期,真常系成了中国的主流,又派生出许多分支,比如,在玄奘之前就开始流行的天台宗就是这样的分支之一。在这些中国式佛学的解读下,许多印度佛经被曲解,而许多印度没有的教义被中国人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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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秉持的是唯识这一支,更偏重印度原教义,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即便是唯识,由于中国的佛经翻译上问题太多,也掩盖了真实的教义。更何况受到真常系的各种污染,很难找到一种纯净的理论。他决定到印度去寻找原始经文,将这些污染去掉。这里的“真经”,不是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对立,而是在大乘佛教内部,中国式解读和印度原教旨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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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找印度的原始教义,玄奘西行,经过西域进入中亚,过铁门进入阿富汗,又到达克什米尔,最后进入印度佛教的中心那烂陀寺[3]学习,并在游历了整个印度之后,带回了大量的佛经原文,一共五百二十六筴、六百五十七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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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国后,玄奘拒绝了唐太宗请他出仕的要求,潜心译经,共翻译佛经七十四部。[5]他翻译的佛经质量上乘,更接近印度的原义。而对于唯识理论,他做了深入的研究,编译成了《成唯识论》。在他的倡导下,唯识宗在唐太宗、高宗年间成了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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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玄奘没有想到的是,他花这么大功夫做的事情,在中国佛教理论上却没有留下很深的影响。当他去世后,唯识宗又火了一段时间,就迅速冷却了下去,反而被从中国发端的几个宗派压倒了。这几个宗派从理论上来说和印度原典相差甚远,大都属于一知半解,却主导了中国的佛教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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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高质量的经文翻译也没有起到作用,由于印度佛教的理论性太强,思辨过于复杂,中国人理解不了,僧人读来读去都放弃了,还是更喜欢在简单的道理上随意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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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到了武则天时期,玄奘的一切努力就已经化为了泡影。如今的人们更是不了解他孜孜以求的佛经理论,只是把他当作一个不务正业的旅行家,如果玄奘在天有灵,会更加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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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他的努力换不来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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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已经和印度佛教脱钩了。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徒们还是在学习外来文明,到了唐代,就已经开始创造自己的经义了。到这时,任何外来的东西都必须经过中国式创造,才能被接受,然后转化成为汉式理论,再去影响中华帝国圈的其他文明。玄奘恢复佛教教义纯正的企图根本不可能得逞,也注定了他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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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或许不明白,一个宗教,或者一种文化,并没有所谓的纯正一说,当它们飘到哪里,就开始在哪里生根发芽,产生出独特性。而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恰好是人类文明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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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是最为开放,也最为自信的朝代,它的人民既不受制于充满了天人崇拜的汉代经学,也不同于宋明以后束缚人类思想的理学,而是有充分的空间接受新的事物,发展自己的观点。唐人的天马行空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文学,也为社会的发展打开了足够的缺口。从魏晋开始,玄学和佛教注入的思辨精神,到了唐代起到了催化作用,变得百花齐放,而统一之后的稳定又为文人们提供了生存的便利,不再担心会战死或者饿死,他们要么做官,要么发展自己的兴趣。同时,北魏时期建立的一系列政教分离的制度,又保证了三教可以相对和平地共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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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由于社会没有恢复,百花齐放还不明显,到了盛唐时期,已经创造了丰富的精神生活,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信奉儒教、道教、佛教,也可以将自己融入自然,对于经商感兴趣的人开始发财,而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几大发明:印刷、指南针、火药也开始纷纷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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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开放的角度看,唐代之所以创造出这绚烂的一切,和不强调意识形态有着极大的联系,这个朝代也最像现代社会模式,或者说,站在了现代社会的边缘。到了宋代,整个社会生活仍然带着唐代留下的底子,继续向前发展。但是,唐代末年出现的意识形态阴影已经开始笼罩在宋人的头上,并产生出了下一次神权政治的重建,让唐代的现代萌芽没有成为现实,而是坠落回了旧的轨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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