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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在三教之外，是一个极其重视实际治理能力的朝代。随着王朝制度的复杂化，人们开始将政治当作一种实务学问（科学）予以重视，这种科学精神传给了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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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唐，人们反思三教竞争带来的思想不统一，以韩愈为首的儒家学者重新推动儒教的回归。这场运动在唐代没有带来果实，却在宋代结出了硕果：中国哲学再次回归统一，最活跃的时代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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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一位和尚从长安出发，前往印度取经。这次事件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不朽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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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很少知道，这位和尚历经千辛万苦取来的经文，对于中国佛教却并没有很大用处。从历史地位上看，大唐玄奘法师的印度之行是一次重要的文化事件；但是如果从效果上看，这次西游带回来的成果却是一次完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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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认为，玄奘西游是为了取得真经，而所谓真经就是大乘佛教的教法。按照书里的说法，唐朝流行的仍然是小乘佛教，观世音让玄奘去取经，就是用大乘佛教来替代小乘佛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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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唐代在玄奘之前，流行的已经是大乘教法。大乘佛教主要包括了般若、唯识、真常三支[2]，在南北朝时期流行的是般若学，其他两支也有所发展。到了唐代，真常一支逐渐成了中国的主流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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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支的区别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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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主要讲“空”，世界的一切，包括佛法都是空的，只有理解了“空”，才找到了通向菩提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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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则认为在世界为“空”的前提下，佛法却不能是“空”。佛法既不是“空”，也不是“不空”，而是一种微妙的真实。为了理解佛法，人们需要有独立的意识，这种意识也是微妙的存在。所谓唯识，就是对这种佛法意识的解读。为此，这一支认为，人类一共有八种意识，分别是“眼”“耳”“鼻”“识”“身”“意”“末那”“阿赖耶”，其中“阿赖耶”识就是和佛法相关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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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主要流行的是般若和唯识两支。而第三支真常虽然也产生于印度，却由于中国人的发挥，主要在东亚流行。所谓真常，就是说佛和佛性是真实的存在，不是“空”，这种真实的存在叫真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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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一个偷懒的民族，之所以继承真常，是因为这一支对佛教进行了大量的简化工作。比如，般若和唯识两支（特别是后者）都认为，修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必须分成许多等级，从低到高一层一层慢慢来，最后才是佛性。可是中国的真常系则认为佛性不需要分级，一次性就可以修成佛性，没有中间等级。更加省事的是，修佛也可以是顿悟的，不需要花许多辈子逐渐领悟，只要人的境界到了，可以立刻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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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一支还认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修成佛，有的人的“阿赖耶识”本身就是邪的，缺乏佛性，怎么修炼都不可能成佛，这些人被称为“一阐提”，而中国的真常系却认为所有的人都有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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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隋唐时期，真常系成了中国的主流，又派生出许多分支，比如，在玄奘之前就开始流行的天台宗就是这样的分支之一。在这些中国式佛学的解读下，许多印度佛经被曲解，而许多印度没有的教义被中国人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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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秉持的是唯识这一支，更偏重印度原教义，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即便是唯识，由于中国的佛经翻译上问题太多，也掩盖了真实的教义。更何况受到真常系的各种污染，很难找到一种纯净的理论。他决定到印度去寻找原始经文，将这些污染去掉。这里的“真经”，不是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对立，而是在大乘佛教内部，中国式解读和印度原教旨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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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找印度的原始教义，玄奘西行，经过西域进入中亚，过铁门进入阿富汗，又到达克什米尔，最后进入印度佛教的中心那烂陀寺[3]学习，并在游历了整个印度之后，带回了大量的佛经原文，一共五百二十六筴、六百五十七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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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国后，玄奘拒绝了唐太宗请他出仕的要求，潜心译经，共翻译佛经七十四部。[5]他翻译的佛经质量上乘，更接近印度的原义。而对于唯识理论，他做了深入的研究，编译成了《成唯识论》。在他的倡导下，唯识宗在唐太宗、高宗年间成了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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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玄奘没有想到的是，他花这么大功夫做的事情，在中国佛教理论上却没有留下很深的影响。当他去世后，唯识宗又火了一段时间，就迅速冷却了下去，反而被从中国发端的几个宗派压倒了。这几个宗派从理论上来说和印度原典相差甚远，大都属于一知半解，却主导了中国的佛教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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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高质量的经文翻译也没有起到作用，由于印度佛教的理论性太强，思辨过于复杂，中国人理解不了，僧人读来读去都放弃了，还是更喜欢在简单的道理上随意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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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到了武则天时期，玄奘的一切努力就已经化为了泡影。如今的人们更是不了解他孜孜以求的佛经理论，只是把他当作一个不务正业的旅行家，如果玄奘在天有灵，会更加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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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他的努力换不来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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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已经和印度佛教脱钩了。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徒们还是在学习外来文明，到了唐代，就已经开始创造自己的经义了。到这时，任何外来的东西都必须经过中国式创造，才能被接受，然后转化成为汉式理论，再去影响中华帝国圈的其他文明。玄奘恢复佛教教义纯正的企图根本不可能得逞，也注定了他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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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或许不明白，一个宗教，或者一种文化，并没有所谓的纯正一说，当它们飘到哪里，就开始在哪里生根发芽，产生出独特性。而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恰好是人类文明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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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是最为开放，也最为自信的朝代，它的人民既不受制于充满了天人崇拜的汉代经学，也不同于宋明以后束缚人类思想的理学，而是有充分的空间接受新的事物，发展自己的观点。唐人的天马行空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文学，也为社会的发展打开了足够的缺口。从魏晋开始，玄学和佛教注入的思辨精神，到了唐代起到了催化作用，变得百花齐放，而统一之后的稳定又为文人们提供了生存的便利，不再担心会战死或者饿死，他们要么做官，要么发展自己的兴趣。同时，北魏时期建立的一系列政教分离的制度，又保证了三教可以相对和平地共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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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由于社会没有恢复，百花齐放还不明显，到了盛唐时期，已经创造了丰富的精神生活，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信奉儒教、道教、佛教，也可以将自己融入自然，对于经商感兴趣的人开始发财，而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几大发明：印刷、指南针、火药也开始纷纷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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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开放的角度看，唐代之所以创造出这绚烂的一切，和不强调意识形态有着极大的联系，这个朝代也最像现代社会模式，或者说，站在了现代社会的边缘。到了宋代，整个社会生活仍然带着唐代留下的底子，继续向前发展。但是，唐代末年出现的意识形态阴影已经开始笼罩在宋人的头上，并产生出了下一次神权政治的重建，让唐代的现代萌芽没有成为现实，而是坠落回了旧的轨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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